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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33)

  从前听到有人说过,人造的世界语,不管叫什么名称,寿命都不会太长的。如果人类在未来真有一个世界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语一定会是汉语的语法和英文的词汇。洋泾浜英语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说法虽然近乎畅想曲,近乎说笑话,但其中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这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意义。

  2000年1月11日

  第33章 谈文学交流

  近若干年以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颇为自信的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文化交流的范围极为广博,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虫鱼,花果菜蔬,无一不在交流范围以内。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众多的交流对象中,文学交流历时最久,领域最广,影响最大,追踪最易。文学交流中包含民间文学,比如寓言、童话、小故事等,都是民间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同其他文化交流对象一样,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创造出来,便立即向外传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国家,无远弗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我只举一个以概其余。

  19世纪德国比较文学史大家t.本费埃(benley)追踪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写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书》在大半个世界流传演变的情况,其国家之众多,语言之繁杂,头绪之交叉,线索之迷离,真令人惊诧不已,谁也不会想到一部简单的寓言童话集竟会有这样大的生命力,竟会有这样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书》这样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学交流的,特别是中外民间文学交流的专家们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民间文学的交流实居首位。《五卷书》确实没有以整本书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话和小故事,确亦传入中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以及文人的创作中,在极其悠久的历史上,蛛丝马迹,确能寻出。

  回溯一下两千多年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在先秦时期已有外国文学传入的痕迹,主要是印度文学。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国土产。这一点西方的汉学家早就指出过。可能受外国影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辞》,《离骚》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词句,《天问》中特别突出,其中一些类似荒诞的神话,与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文学创作,迥异其趣。有人怀疑是来自域外,特别是印度,这种怀疑是极有根据的。估计这些神话传说不是通过当时还没有开辟的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是通过那一条滇缅道路,这一条道艰险难行,却确实是存在的。

  到了汉代,由于丝绸之路的凿通,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中国对于输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来是不吝惜的。我们大度地把我们的四大发明送了出去,这些发明对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们对吸取外来文化也绝不保守,只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何国,我们都勇敢地拿过来为我所用。肇自汉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彰明昭著的证据。但是,在文学交流方面,却找不出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的探讨研究工作还没有到家。印度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可以算是文学交流的一种形式。

  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板荡,众多的民族逐鹿于北疆,宋、齐、梁、陈偏安于南国;然而文化交流却并没有停止。在文学交流方面,主要是输入,输入又主要来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随着佛教进来的影响,中国汉语文学创作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名目庞杂的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此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之颇详。连伪书《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至于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四声,本是中国汉语中所固有的东西,可是,我们以前对它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由于印度古典文献的启迪,终于被发现了,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

  唐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朝代,兵力遍及西域,从而保证了丝路的畅通。首都长安几乎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之兴旺频繁。在文学交流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出非常活跃的情况。唐代传奇颇受印度文学的影响。王度的《古镜记》从内容到结构形式,都能够找到印度文学的痕迹。至于那些龙女的故事,当然都与印度文学有关,因为龙女本身就是一种舶来品。对此,霍世休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人主张,连韩愈的《南山》,在结构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印度的影响。在其他方面,外来的成分也可以找到一些,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唐代以后,经过宋、元、明,中外文学交流一直没有断过,不过不像六朝和唐代那样显著而已。明末清初,是中外交流的一个空前转折时期。过去的交流,东部以日本为主,西部以印度、波斯为主。到了此时,欧风东渐,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欧洲为对象了。天主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澳门成了主要的交流通道。交流对象以天文历算、科学技术为主,其间也杂有文学艺术。有人考证,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已于此时传入中国。绘画方面,有郎世宁的作品,技巧是西方的,有时也流露出一点华夏画风。到了19世纪,中西双方相互摸索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已经大为增强了。中国方面少数有识之士,比如林则徐、魏源等等,冲破了闭关锁国的桎梏,张开眼睛看世界,喜见西方世界之昌盛,深感夜郎自大之可笑,遂锐意介绍,积多年之努力而纂成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此书在日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说,此书对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不无贡献。在中国方面,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表现出中国一部分开明人士向西方寻求救世良药的努力。这个运动最初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无法抗御的,它自然会持续发展下去,一直到了20世纪。

  20世纪是公元第二个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速度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好像物理学上物体下坠的定理一样,速度越来越快。就拿20世纪之初和世纪末相比,其速度也是极为悬殊的。现在的地球已经小成了一个“地球村”,虽相距千里万里也能朝发夕至。因此,文化交流,其中当然包括文学交流,越来越方便,越来越频繁,效果也越来越显著。在李岫教授等写作的这一部《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对文学交流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深刻的叙述和分析,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值得我们大大地予以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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