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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39)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确实是事实。如你不信,我再举一个例子。50年代我随中国科学院代表赴东德开会,在莫斯科旅馆中碰到一位中国民主妇联的领导人,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她是从中国到日内瓦去开会的,孤身一人,一个翻译也没有带,而她自己又下那一位公使一筹,连外语的“这个”也不会说。然而竟能行万里路,从容不迫。我们私下议论,实在猜不透她在路上是怎样生活的。这也是一个事实。外语的功能又显得渺小了。

  但是,我必须郑重声明,这些个别的例子,虽为事实,实不足为训。那一位到了日内瓦参加会议时必定会用翻译的。那一位公使在外交谈判中只用“这个”,也是办不到的。我绝不是劝人不学外语,而是劝人外语学得越多越好。我只想告诉读者,汉语和外语的功能都不是绝对化的。我们不是哑巴能够说话,但有时还未免要动用手势。中国古时就有言意之辨,言是难以尽意的。不管怎样,我个人的经验是,掌握汉语或外语越好,则动用手势越少;反之则越多,而产生误会的机会也就越多,这种情况有时会影响思想交流,影响社会生活。在关键时刻,还会贻误“戎机”,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尽上一切力量掌握好汉语和外语。

  翻译的危机

  一个人掌握一种外语,已极不易,遑论多种!但是,居今之世,国与国之间必须打交道,打交道就必须靠翻译。这已是常识,不必多谈。

  中国是最早的有翻译的国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翻译的记载。自从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印高僧以及其他一些中亚民族的高僧,从事译经工作者,代不乏人。明末欧风东渐,又掀起了一股从西方语言译为汉文的高潮。此外,还有古今少数民族,如藏、蒙、回鹘等等,也都翻译了大量的佛典。到了近代和现当代,翻译的范围日益扩大,翻译的功能日益显著。在某一些方面,已经到了没有翻译就无法过日子的程度了。

  从上面极其简略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断言,从古至今,从实践到理论,中国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译第一大国。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中国现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翻译危机。我们翻译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们翻译的面也不是世界第一;我们翻译的及时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这些方面,日本都走在我们前面。我个人没有研究过日本的翻译,他们的质量怎样,我不敢瞎说。但是,我们中国当前的翻译质量却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我接触的翻译并不是太多;但是,仅就我接触到的那一些来说,质量或多或少是有问题的,其中原因很多。有的译者外语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学习,急功近利,靠翻字典来翻译。有的人自以为是,连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书,就译开了。其结果如何,不问可知。出版社的所谓责任编辑,有的通外语,有的通之不多,他们有的不肯核对原文。社会上,出版界,又缺乏有力的审查和监督制度。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现在有某一些译本,不用查原文,仅从汉文不通之处,就能推知译文是有问题的。可惜这种危机现象还并没有能引起社会上,尤其是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一味听之任之,文恬武嬉,天下太平。

  第39章 汉语和外语 (3) (1)

  然而,我的心里面却无论如何也太平不下去,我深深知道翻译的重要性。从外国原作者来说,不管他们的学问多么大,书写得多么精彩,对不懂原书的语言的外国人来说却都是像天书一般。谁也没有如来佛那样大的本领,有天眼通,有天耳通,能识尽人世间一切文字和语言。在世界各国,不管你能通多少外语,反正不能尽通。像这样能通多种外语的人,还不得不依靠翻译,遑论他人!就全体而论,我们中国人,尽管谁也不敢说我们缺少学习外语的天才,可是,事实上,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同东方一些国家相比,我们中国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专以英文水平而论,我们的普遍性和水平较之印度,甚至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还是有相当差距的。不承认这一点,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学习外语,浅尝辄止,似乎并不困难。但要精通,却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才能。二者缺一不可。我举口译做一个例子。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形形色色,除了政治家之外,有时也会有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这时候陪同会见的人中往往有中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文学家等参加,我也有幸多次参加这样的会见。在这样的场合,口头译员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在外宾离去后,周总理往往让中国陪同人员留下,谈一谈刚才招待的情况。外宾在时,我的任务只不过是揖让进退,鞠躬如也,奉陪末座,一言不发。外宾一走,我们这些刚才是木雕泥塑的人,现在也活了起来,必须开口说话了。有一次,周总理含笑问翻译说:“今天你又贪污了多少呀?”翻译也笑着回答说:“不多,不多!至多不过百分之二十。”此时,郭沫若也在座,他接起话头说:“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家中说的是日本话。但是,如果今天让我担任日语口译,我最多也只能翻到百分之八十。能有这个成绩,就应该表扬了。”总理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还是这样的场合,周总理对外宾说话时,使用“倚老卖老”这样一句俗话,翻译虽然译出来了,但感到有点困难。这一点总理也注意到了。于是在外宾离去后,他就同大家讨论“倚老卖老”究竟如何译为英文才算妥帖。大家七嘴八舌,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不失原文韵味的译法。

  这仅仅是两个例子,但从中也足以看出口译之困难。口译难,笔译也不易。在这两方面,我个人都有不少经验与教训。我曾学习过不少的外语,但是,有的已经交还给老师。在剩下的那些外语中,笔译我使用过五六种,其中包括那一种稀奇古怪的吐火罗文。从梵文中译成汉文的最多,巴利文、英文和德文都有。口语能应用到一定程度的,只有英文和德文。口译工作我也曾作为临时客串担任过,其中困难,我所深知。端坐罗满山珍海味的宴桌前,食难下咽,如坐针毡。大约只有干过这一行的,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至于我的口译究竟贪污了多少,那就概难言矣。在这里,我还必须声明一句:我对有一些外语都是用过十年寒窗的苦功的,绝非仓促临阵磨枪。

  我刺刺不休地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我只想说一点,就是学习外语并不容易。我在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这同今天的翻译危机有什么瓜葛呢?我个人认为,今天翻译之所以有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译者有意或无意地认为学习外语很容易。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力矫这种弊端,然后我们外语界才有希望。

  学习哪一种外语

  我在上面多次谈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但是,在世界上,民族林立,几乎都各有各的语言或方言,其数目到现在仍然处在估计阶段,究竟有多少,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至于语言的系属和分类的方法,更是众说纷纭,一直也没有大家都承认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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