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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五堂国学课_季羡林【完结】(46)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人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就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精舍”或者“精庐”,实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洞书院。除白鹿洞书院外,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包括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唯阳书院等,时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以下诸点: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因此,书院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年)以后,书院才又得以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学,他们就在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年),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从东林,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进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二千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由于书院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动。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的许多著名学者就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办学。

  这样的书院制度有些什么特点呢?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做了如下归纳: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②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③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④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⑤师生关系融洽。

  上述概括当然不是最后的结论,随着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书院特点的认识,也将随着史料的逐步丰富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比如在组织管理方面,书院就有很多特点:管理机构一般比较精干;经费来自多种渠道,书院能独立自主;学规则灵活多样,能寓教于管等等。这中间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997年

  第46章 我看北大

  也许是出于一种偶合,北大几乎与20世纪同寿。在过去100年中,时间斗换星移,世事沧海桑田,在中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随顺时势,不得不变。然而,我认为,其中却有不变者在,即北大对中国文化所必须负的责任。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我并不是否认其他大学也同样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作用;但是其间有历史长短的问题,有作用断续的问题,与夫所处地位不同的问题。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想能获得广大教育界同仁的共识,并非我一个人老王卖瓜,信口开河。

  我所谓“文化”是最广义的文化,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但是狭义的文化,据一般人的理解,则往往只限于与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所涵盖的范围有关的东西。而在北大过去100年的历史上,这三个系,尽管名称有过改变,始终是北大的重点。从第一任校长严复开始,中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代校长)、汤用彤(校委会主席)等等,都与这三个系有关。至于在过去100年中,这三个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响的人物,灿如列星,不可胜数,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高潮。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化学术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响,深远广被,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高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又从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又是一个毫不吝啬的民族,我们的四大或者更多的大发明,传出了中国,传遍了世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为全球人民谋了极大的福利,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自从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起,欧风东渐,我们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昔日雄风,悄然匿迹,说实话,说是“可惜”,是我措辞不当。我在最近几年曾反复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激烈反对者有人,衷心赞同亦有之。我则深信不疑。欧洲东渐,东西盛衰易位,正是符合这个规律的,用不着什么“可惜”。

  到了现在,“天之骄子”西方人所创造的文化,其弊端已日益显露。现在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狂呼要“保护环境”,试问环境之所以需要保护,其罪魁祸首是什么人呢?难道还不是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当,视大自然为要“征服”的敌人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作祟吗?

  我们绝不想否定西方近几百年来对人类生活福利所做的贡献,那样做是不对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对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弊端视而不见。“西方不亮东方亮”,连西方的有识人士也已觉悟到,西方文化已陷入困境,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乞灵于东方,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其中一人。

  我们东方,首先是中国,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是比较聪明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行动上我们同西方差别不大。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否则,说一句危言耸听的话,我们人类前途将出现大灾难,甚至于无法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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