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同的“金学家”在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的总体评价上有差异，尽管突出金庸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好在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证明金庸的“突破”和“超越”，都是为了强调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金庸武侠小说，不能用评价一般武侠小说的尺度来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对金庸武侠小说之“新”的认定上，严家炎、孔庆东以及其他一些“金学家”也基本相同。
孔庆东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里，是这样来概括金庸小说之“新”的：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会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系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
下面先对孔庆东的观点做些辨析。
所谓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不过是金庸给故事注入的一点调料，给作品抹上的一层油彩，骨子里是对现存文化的一种“利用”。这一层，在上一章里，我曾援引方爱武《“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载《世界华人文学论坛》1999年第1期)一文中的观点予以分析。孔庆东这段话的关键，还是写人性、人情的问题。所谓“写人性”，也是金庸所一再自我标榜的。例如，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他便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金庸的自我标榜，往往成为对“金学家”的命题作文。金庸标榜说自己要“写人性”，就有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的人性描写。对此，方爱武的《“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也有很精彩的评说：
至于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你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今天我们看神话时代的人，我们便不说它是人而说是神，我们也把道德式之前的人合称为英雄。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便成为普通人，英雄也与上帝一道远离人群。武侠小说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马俊华在《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金庸小说构造了“武林”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世界，混迹于这个世界的“人”，“整日正事不干，专门打架斗殴，谈情说爱”，“生活在这样一个虚构的武林世界的侠客们，不是一般的侠客，而是一些有特异功能或身怀绝技的人——他们不仅不需要劳动，不需要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而且也不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如他们要是困了，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根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这样，对他们来说，谋生的忙碌就不存在了，职业和事业也分开了，剩下的形象就很单一了，只能是既潇洒又轻松”。一种“不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随便躺在冰窟里或一根麻绳上就可以呼呼大睡”的东西，我们能把他说成是“人”吗?
马俊华的《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对金庸小说和“金庸热”的本质有很准确深切的揭示。谈到金庸所构设的“武林”中的角色时，文章还写道：“这中间，还得有一些二八少女，长得都是花容月貌。她们整天也是无所事事，不傍大款，不当歌星，偏偏要到荒郊野外地乱窜。奇怪的是，她们整天不上厕所，不洗衣裳，却个个从不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时时刻刻都像出水芙蓉似的。她们都得了仰慕英雄的病，一定要找个喜欢伸胳膊、撂腿子的英雄。这样，戏就多了：你爱上人家的，人家不要你;你不爱的，却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甩也甩不开……为此，就得失眠、痛苦、内疚、嫉妒、误解、绝望……反正爱情里应该有的心情它统统都有，就是恰恰没有过日子的心情……”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所生活的世界。用正常人的理性眼光看去，那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座精神病院。在那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银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写了许多爱情，也不可能不写许多爱情。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人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爱情来表现的。马俊华在《胡闹里的一片小小花絮》中说：“武侠小说由于无需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编造爱情故事，就拥有一个优势：能把爱情编造得纯情、浪漫、虚幻、炽烈……”无论是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性的制约，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他惟一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对于这样写出的爱情，竟有人推崇不已，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物一般来分析、研究，总难免让人觉得滑稽。方爱武在《“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说得好：“他(金庸)是如同玩文化一样，人、爱情、现实性只是系在商品上的彩头而已。”热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者，总喜欢拿《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作例子。方爱武也通过对杨过与小龙女爱情的分析，对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进行了“解构”。方爱武指出，小说中的杨过对小龙女，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一种“信义”。杨过下山初始，偶遇陆无双，便怜爱之意顿生，想“伸过头去，要亲她口唇”，但“顿时想起小龙女来，跟着记起她要自己立过的誓：‘我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姑一个，若是变心，不用姑姑杀我，我立即杀了自己。’”这样才按捺住了心中的“邪念”。可见维系着杨过对小龙女的忠诚的，不是纯洁的男女之爱，而不过是一种“信义”。不过，金庸这样写，却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华人读者来说，这种由“信义”支撑的爱情，或者说，这种由“爱情”包装的信义，比“纯情”或许更具有感人的力量。所谓“儒教文化圈”的人，往往把对山盟海誓的信守，视作男女之情的最高境界。无数人，包括一些有博士、教授头衔的“大雅之士”，都为杨过对“邪念”的克制而感动，却不能意识到“邪念”的产生本身就显出原有爱情的限度，也证明他们的爱情观还是很不“现代”的。关于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问题，下面还有机会谈到，暂且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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