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听一个“90后”跟我说了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其实我们这代人连谈恋爱都不会。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群人待在一起也只用手机聊，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互联网中，只要两个人待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开玩笑说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拿手机聊呗。
我对我的学生会格外强调，学习，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去喜欢你不喜欢的，适应你不适应的—也就是打开自己，试着体会和接纳那些不同的声音。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在阅读中通过共鸣、共振来自我求证，但是对我而言，往往收获更为巨大的，是从那些看上去很别扭的，感觉“不顺茬”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见当中，慢慢读出它的趣味来，为自己开启一个全新的空间。
比如我喜欢鲁迅和他的文字，他很简单的两句话就能够让我热泪盈眶—他说人与人是不同的，“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林语堂的文集当中读出了另一种美，也不妨碍当我不用“汉奸”这个词去给周作人冠名的时候，在他的《苦茶随笔》中读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不提供的另一套写作体系。
这就是中国有相当多的文人对周作人格外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他，他的成就与鲁迅不相上下，只不过各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包容，是阅读的另一种趣味。没有包容就没有拓展。
生活不只是当下，还有诗与远方
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十年，如果要挑一本对我最重要的书，我会挑《朦胧诗选》。
很幸运，我属于“六八一代”，就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受中学大学教育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确是物质极度匮乏、精神世界和文化领域全面打开的时代，从某种角度来说，那时精神文化方面的宽松度比现在还好。
我们第一次经历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第一次知道古龙、金庸、琼瑶。谁能弄到一套金庸，全班抢着看，抢到第几本就从第几本看起，无所谓顺序。虽然看得颠三倒四，但觉得很精彩。
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没有名牌，谁比谁也富不到哪儿去，因此比什么?就比读书。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也需要吹牛的资本。现在你或许可以吹父母，吹金钱，吹吹小鲜肉般的外表，但那个时候要吹的是你又读到什么新书。
如果你没写过两首诗，在八十年代简直没法混。那时的诗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牌包了，是一种时尚的标榜。不分文科、理科，大家都在写诗，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那时的新华书店太火了。但凡有新书上市，比如重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只要贴出通知，头天晚上就有人来排队。我们听说出了一本书叫房龙的《宽容》，会专门进城去买。还有三毛的书，有一家出版公司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一整套陆陆续续出齐，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到书店去问去找。
所以我永远记得1986年，我在王府井书店买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心情多么兴奋。它是一个漫长的陪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一翻。前不久，我儿子突然读到一首顾城的诗，觉得蛮好，也会翻开这本书看看。这就是阅读的乐趣，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东看西看，说不定会找到什么让你格外好奇的东西。
谁一开始就会读很枯燥的东西呢?不会。我儿子一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看着看着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又从历史往外拓宽。现在虽然选择文科，却很喜欢物理，大量阅读和物理有关的书。这就是开卷有益。
诗代表着阅读的另外一种品质。读书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变化，你慢慢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也想要尝试去写。过去是世界为你打开，你只是好奇地去了解。到了诗歌这个阶段，你的心情开始跟它碰撞，它替你释放，替你表达，同时也在塑造着你。
有人问我，你的文字风格受谁影响比较大?我的文字有三个主要的出处：朦胧诗、摇滚乐、古龙的小说。去年给我的研二年级学生上课，当我说完这句话，一个学生先是惊讶，然后一声叹息。我明白他这个惊讶和叹息，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文字形成风格居然是有出处的。
我在给他们讲诗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为什么要让你们读诗?因为中文有无限可能，每一个玩文字的人都可能有一个新的发明。成千上万的汉字摆放在你面前，哪天当你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文字时，每一个字都不是新的，但它们完成了一种全新的组合，你就又一次发明了中文。
除了对心灵的塑造，诗歌也会反过来迫使你有新的表达。诗人是这么说的，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想?遇到你有所感触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挑战都非常大。
当然，读诗还有另外的一种隐喻，到了一定的岁数就学会了：生命不能只看到外在有用的东西，也要学会汲取很多无用的东西，无用为大用。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不能干巴。如果把自己活成了压缩饼干，几天可以，时间长了受得了吗?问问自己能坚持多久?还是需要有另外的滋养。
每个年代选一本书，其实像一个寓言。当我用《朦胧诗选》代表阅读的第二个十年，是想说到了第二个层次，阅读的作用在于打动你，引发你的共鸣，继而塑造你。更重要的是为生命添加了很多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的东西。
哀莫大于心不死
到了人生的第三个十年，对我非常重要的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一部三卷本的小说。
它来得很巧。1993年我从电台加盟电视台，去做刚刚创办的《东方之子》。当时我才二十五岁，但是迅速被推上主持人这个岗位，在改革的逼迫下直接抵达前沿。我开始跟一个又一个东方之子打交道，我写给栏目的主题词叫“浓缩人生精华”，但是我心里会慌。以自己的年龄和尚浅的心境，怎样去理解那些厚重的人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很幸运，就在那一年我读到了在文化圈里开始流行的这套书。曾国藩在过去的教科书里是“地主老财”，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现在回头重新去评估，你会发现曾国藩是少有的大陆和台湾都要读的人，毛泽东和蒋介石也不例外。难怪唐浩明这书一出版，在海峡两岸都很火爆。
那么这本书给了我什么呢?我记得我故意将它读得很慢—当你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不愿意太快跟它告别的。只剩最后几页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宿舍里，看着从半层窗户中透过来的光影，慢慢在墙上移动。随着光影终于移走了，才合上这三卷本，就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人生马拉松。
那个傍晚，我写了几千字读书笔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因为我在那本书中收获太多太多。好像有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突然洞悉了与生命、人性紧密相关的一切。
这就引出了阅读的第三层意味：通过与别人的对话，读别人的故事，也跟自己对话，丰富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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