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非要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
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
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现在很多人喜欢长跑，长跑的过程也印证着这个道理。长跑最重要的是节奏和呼吸，当你跑出节奏和呼吸，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限定，控制好速度，慢条斯理、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否则你像短跑一样玩猛的，玩得动吗?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发誓要锻炼身体，先把专业服装和装备一口气买齐，可是没过两天，就扔床底下落灰了。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猛读十本书就会进步?不会。
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
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
国外有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结论是达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越早，之后幸福指数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说刚刚二十来岁你就什么都不愁了，剩下的五六十年怎么混呢?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总有一个踮起脚能够着的目标，吸引你踏踏实实始终向前走。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第三十六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抄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乐得够戗，又回到“八项规定”了。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发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不笑不足以为道
接下来就更逗了，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就又把人分成好几类。
最优秀的人，知道一个大道理后，二话不说就去执行。中等人听到一个大道理后，一边执行一边怀疑，这事行吗?下等人则是哈哈大笑，估计还得爆两句粗口，什么玩意儿这是?根本不理会。结果老子总结了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嘲笑的一定不是好道理。
就拿中国足球说事儿。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你会发现一个怪现象：领导人一直挺重视，但并没改变什么。
邓小平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后来没从娃娃抓起，倒是从足协主席抓起。不按规律办事，有了规律也不坚决执行，每个人都在怀疑，这事行吗?出台过若干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没执行两天就被扔进垃圾筒，又出台一个新的。
国外也有一句谚语：“不要尝试去发明轮子。”潜台词是老祖宗已经试验过无数回，圆形的轮子最省劲，但总有一些人隔三差五就琢磨，如果是方的呢?菱形呢?八角呢?最后全折里头，一事无成。
一个国家所选择的路线，能不能彻底执行?如果没有小平在1992年时彻底打破“姓社”还是“姓资”的困局，我们可能仍然纠缠其中，原地踏步。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好道理干吗不拿过来坚决执行呢?
大成若缺
第四十五章，有四个字值得一提，“大成若缺”。这跟我多年前发明的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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