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传媒时代，如何处理自己与传媒之间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资讯，如何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变得越来越重要。既不能彻底隔绝，也不能沉浸于此。不仅要选择接收什么样的资讯，还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
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看护好你自己”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命题。每一个时代里，优秀的人都是独立的人，而不是传媒的俘虏。不是别人说是、我跟着说是，而别人说不是、我也跟着说不是的人。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大脑的过滤，才得出结论，说是或者不是。
2006年 内蒙古工业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未来，还会不会有一流的人才愿意成为一个新闻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现在不敢乐观。
我印象很深，九十年代，很多领导都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进电视台或做传媒，但近几年，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显然，现在的传媒，已不像九十年代那么有吸引力。
的确，做新闻人，常常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地沟油的胃却操着中南海的心。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传媒这个行当的工资水平大多排在各行各业的中下水准。显然，如为养家糊口，这个行业算不上好。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点儿理想主义才干得下去的行当。可当下这个时代，谈理想好像已经过时，更何况人群复杂，骗子也时常谈理想，这种情况下，拿理想来吸引年轻人干这行有点儿玄。而漫长的岁月中，之所以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愿意走进新闻这个行当，都是有点儿理想与责任的。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打击丑恶弘扬善良，也因此时常收获一些卑微的成就感，并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行当的一种尊重。
对了，尊重，是让很多人工资不高还乐哈哈地干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
可问题是，这种尊重现在还有吗?如果没有了，责任在谁?又拿什么去吸引优秀的年轻人?
这可不仅仅是传媒业自身出现了问题。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怎样的历史?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
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
明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夜晚。焦虑的不只是我，还有中国相当多的媒体同行。美国的新闻博物馆里也留下了一笔记录。所以在十年前，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世界还真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纪念“9.11”十周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比纪念自己的事儿还热闹—比如中国足球进世界杯这件事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
或许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进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跨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的足迹：缓步前行，时有后退。我近年来越发担忧一件事，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依循的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标准，比如：“世界对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参加辩论比赛，很多A或B的答案也无法进行选择。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我们的血液里，的确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基因，使我们“和谐”起来很难。要么对要么错，凡事都得划分个阵营。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比如新闻，就总被分成“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全世界搞新闻的好像都没有正面、负面一说，统称“报道”。而且在我看来，正负还可以转化。
如果都是正面报道，很多年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一切OK，危机是不存在的，最后国家衰落了，今天的正面报道就成了明天的负面报道。如果今天的负面报道是建设性的，能够推动国家前进，所谓的“负面”其实又是正面。因此没有对立的道理，一定要认清社会和个人的复杂性。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还是以新闻行业举例，过去我们常常跟美国比，都有哪些不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即便如新闻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我们跟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仍有70%-80%是相同的，对吗?要客观，要有细节，要人性化，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此外才是“不同”，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
首先具备“一样”的基础，才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可能，然后各自的“不一样”才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看了一部非常老的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后开始写起：一个很穷的美国作家喜欢看书，但是很多书找不到，就写信给英国的一家书店询问。书店老板收到信后非常开心，难得知音嘛，就把能找到的书寄给她。战后的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这位美国作家收到书后，又会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书店老板作为回馈。两个人通信通了一辈子，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正因为他们交换的是不同的东西，彼此的馈赠才格外珍贵，但前提是，他们拥有太多相同的东西。物质层面，有共通的英语、可兑换的货币;精神层面，都有与人为善的温暖品行、对事业的专注、对信仰的追求。没有这些“相同”作为底子，就无法显现那些“不同”的价值。
除了基于“不同”的价值，新闻人自身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家里是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妈是教中国历史的，我爸是教世界历史的，我哥哥是搞考古的，我是搞新闻的。
世界历史先死，中国历史还在—我爸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哥儿俩长大。我哥选择学考古的时候，有人说是传承了父母的学养。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比我哥更狠的了：考古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通过自己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妈讲的全是错的。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等我自己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后，突然又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新闻人，就是往历史洞穴里不断放进资料和佐证，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行当今天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很多年后被我哥那个行当挖出来却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来的新闻背景又将是怎样呢?
所以对于新闻人，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些什么。
2011年“理想国”文化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几年前，有媒体记者采访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会让你的孩子子承父业，也干新闻吗?
我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有多恨他才这么干啊?不会的。
这个回答当然有些开玩笑的性质，可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而且我也的确承认，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多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干自己的行当。医生不让孩子学医，法律工作者不让孩子学法律……农民当然更千方百计不让孩子再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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