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更何况是充满变数而又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直播，再加上有很多年轻的记者缺乏直播经验。但是口误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语往往使记者在局部时间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是猛烈攻击的对象。比如直播刚开始不久，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就迅速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和人肉搜索的对象，其中一个理由，是她回宾馆做连线报道，人们无法容忍。但其实，在当时的灾区，通信极不稳定，尤其手机连线很不靠谱，一般都要求记者去找固定电话进行连线直播。然而观众不管这些，再加上记者缺乏经验，并没有交代此中原因，于是直播结束后，她被“千夫所指”，之后，辛辛苦苦的她，只能在舆论的压力下从屏幕上离开，专注于镜头外的工作。想想看，她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记得当时张羽和我都替并不认识的她解释了一下原因，也因此招来骂声一片。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更加重了参与报道的记者与主持人们的心理压力，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与口误，都可能立即被定性为没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爱之人。面对这种压力，你无法抱怨观众，或许观众也是通过这种放大敏感度扩大苛刻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灾区的深度关切。虽然，这苛刻有些过分，但必须理解，必须面对。
到了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时候，这种压力更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绷紧了弦儿，生怕说错话，表错情。不过，我那个时候安慰紧张的同事：“别担心，相信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真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脸上的表情与语言表达一定是对的……”
我是这样对别人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怕出错才会不出错少出错，越怕出错反而越出错，这已经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样如此。
到了直播的后期，气氛依然是压抑的，然而悲伤中的四川人，已经率先展现出自己特有的乐观主义的悲壮感，一个又一个顺口溜及相关的场景，都在向我们展现着四川人的这一面。
当初美国“9·11”之后，没隔多少日子，在一片悲情之中，纽约市长朱利亚尼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身边出现第一个再次讲起笑话的人，那一刻，这个城市就将慢慢地再度站起。
在四川灾区，这样感人的“笑话”其实没几天就开始以手机短信的形式流传，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由于当时有很多外国救援队参与救援，一位大娘在被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之后，看着金发碧眼的洋人，说了一句：龟儿子，这地震好凶啊，都把我震到了国外!
听到这个有待证实但真实反映四川人性格的故事后，我决定，在直播中把它讲出去。在哀悼日过去两天后，我真的这样做了，包括“龟儿子”这三个字，也在直播中说了出去。讲述这个情节，是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们在灾难面前不仅有悲情，还有忍受、担当与一种让人惊讶的乐观。
人们似乎都读懂了这个笑话以及我讲述这个笑话的用意和敬意，几乎没有人骂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网络都放大并转载了这个笑话段落。显然，大家不约而同，也开始选择更多元地展现灾区性格的丰富性，并不因敏感或压力巨大而只是选择悲情。
生命与生机，在慢慢地复苏之中。
到这灾区，不一样的冲击
作为一个记者，当然希望能快速到达灾区参与报道，并不是在演播室里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里的主持很重要，对方向的判断，对细节的把握，对价值观的认定，对灾区百姓与观众内心的理解与抚慰，都需要认真落实。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与压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总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疚感，好像感觉只有快速到达现场，才算是身体力行地做了一些什么，内心那一直沉甸甸的东西才可能稍稍移开。
屡屡提出申请，三天哀悼日结束，又是两天的直播后，我们《新闻1+1》团队去前方直播《灾区观察》系列节目的计划终于获得批准。
我头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飞四川绵阳。
到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坐直升机上唐家山堰塞湖导流明渠的工地。
我去的头一天，救援中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机事故，驾驶员与机组人员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达的当天，台里下达命令，不许再坐直升机。
然而我只能违规。道理很简单，山顶施工的官兵当晚将全部撤离，之后可能实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隐患，而我将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就是去接山顶上的总指挥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错过，这一新闻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违规是必然的。
到达机场，即将登上直升机前，要说内心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直升机腾空而起后，紧张感瞬间消失，并不是我有多坚强，而是从高空中看到的灾区惨景，立即唤起了你作为新闻人的全部职业敏感，我们的报道与拍摄已经在飞行中同步开始。
到处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飞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画面更因戏剧化的构成而凸显着灾难的无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有一辆巨大的卡车停在途中，前方是山体滑坡被断了路，后方也是山体滑坡断了路，两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间，仅余二三十米的路，那辆保存完好的卡车就停在那里。看着这场景，立即会想，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前后的车辆都被吞没，这辆车幸运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后望再无路，那司机该是怎样先庆幸而过后又绝望?而他此后又是怎样逃生的?
来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机到目的地，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我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导流明渠，用鼻子体会着多日没洗澡一直紧张施工的官兵们的味道，用提问寻找堰塞湖的危险与挑战，然后用语言向观众报道这有可能消失的现场。也从此，开始了我们深入灾区的征程。
灾区中的人和事，总是五味杂陈
与平日的报道比起来，在灾区，每天的心都是紧的，而同时，精神压力与体力消耗都不同于以往。我们几乎每天都是两顿饭，一顿出发前的早饭，一顿一天采访全部结束之后的饭，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到八点之间。一来早采访完可以为当晚的直播节省出更多的准备时间，二来你几乎不能忍心在灾区被采访者那儿吃饭。而如果出去找午饭，依当时的交通条件，耗时不说还不一定找得着。记得采访北川临时县委驻地时，县委书记请我们中午吃方便面，这在当时算是大餐，我们当然拒绝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每天采访中情感与内心的冲击与起伏太大，这才是真正难熬的一种痛苦。
在绵阳体育馆采访时，见到了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他们抱着不到一岁的孙子住在临时帐篷里。和他们一聊才知道，地震那一天，他们祖孙三人，加上儿子儿媳，一起去医院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孙子看病。看完病之后，儿子儿媳让老两口儿抱着孙子到院子里等，小两口儿去楼里交费，这一瞬间，地震发生了，儿子儿媳被倒塌的大楼掩埋，再也没出来，而在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和孙子幸免于难。一个简单的等待，就变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艰难的是，这对老夫妇又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来，爷爷说：过些日子稳定了，要出去打工挣钱，否则，一家三口，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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