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当天，万众瞩目，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比赛结束，另外一个国家选手异军突起，夺得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只夺得银牌。
按理说，骂声该起了。
但是没有，依然到处是笑脸，没有抱怨。第二天的报纸上，是亚军选手灿烂的笑容，还有她的一句话：“我为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夺得第一块奖牌而开心。”
这笑容与话语，感染得我都替她开心。
再想到同样获得银牌的王义夫，却千夫所指，像一个做错了什么事的悲剧人物。好在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王义夫再度出山击落金牌，让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完美收官。如果现在你有机会问他：金牌与银牌差别大吗?或许他会平淡地告诉你：太大了。
这平淡的回答中，感受可不平淡，是王义夫用自己的难过与委屈得出来的结论，字字是泪。
不过，后来，中国军团太顺也太帅了。当中国夺得第28块金牌之后，我顺手在白纸上“2”和“8”之间加上两个“0”，写下2008这个字样，对着镜头说：这28块金牌，或许正奇妙地预示着我们2008好运!
第二天，在北京的媒体同行，将我的这个举动和这段话登在了报纸上，我想大家都想在这一个巧合上讨一个吉利。只不过没想到的是，在中国夺得第28块金牌之后不到一年，在莫斯科，北京相对轻松地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而我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这之后，可能是因为在悉尼奥运会上的主持让大家的印象深刻，于是，《新周刊》杂志的一个大调查：你希望谁主持北京奥运?我“幸运”地排列在第一位;再后来，我的确在八年之后主持北京奥运直播。而这一切，都是从悉尼，这个让人曾经忧伤又欣喜的城市开始的。
所以，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自己，或许都该说上一句：谢谢悉尼!
又申奥了，能赢吗?
中国体育军团在悉尼大获成功，喜悦还并未完全退去，一个悬念再次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将决定哪一座城市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由于北京再度参与竞争，于是，7月13日的莫斯科，也就再度让中国人牵肠挂肚。
不过，面对莫斯科，已不像1993年面对蒙特卡洛。那一次，我们似乎并没有准备好落选，有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天真以及非我莫属的孩子心态，一票之差，让2000年奥运属于了悉尼，也实实在在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心平气和的课。争奥运的赛场，胜败乃兵家常事，在这个世界上，可不都是赢!
而这一回，面对7月13日的莫斯科，我能感觉到更多人想赢不怕输的心态转变。其实，这心态的转变正是成熟的一种标志，甚至，可能正是最后北京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盼着北京赢，因为不仅期待见证自己生活的城市办一届奥运会，更重要的是，我期待着奥运这个搅拌棒，能为中国带来改变，不仅硬件，更在于软件。
不过，我从没想过会去莫斯科，会去主持北京申奥的直播。因为这与悉尼奥运的直播不是一回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2001年的春天，接到指令，我将去莫斯科，承担主持申奥直播的任务。
听到的那一瞬间，我有点儿蒙。不是兴奋，而是诧异：为什么?
这个答案，直到一年后才有了一个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回答。
据说某一天领导们开会，定夺莫斯科申奥直播的主持人选，没多久，人选确定，大家打算散会，突然间，有一领导发问：如果在莫斯科，北京申奥失利怎么办?
领导们又坐下并陷入沉思。
这个问题与主持人是有关系的。假如北京申奥失利，那一瞬间，主持人该说些什么，又得体又不卑不亢，又能抚慰那一瞬间很多破碎并难过的心?
在1993年蒙特卡洛的北京申奥直播时，当北京一票之差落选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是沉默;多年之后，当然不希望这一幕再演，所以，散会前的这一个提问有针对性。
于是，我的名字被提了上来。原因无非是从香港回归到当时，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所有大事件，都是由我来主持，还没有出过差错，并且相信我：假如面对北京再度落选的结果，我会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失控或不得体。
很快，领导们达成共识，就他了。于是，我有了莫斯科之行。
也就是说，选中我，本身就是为假如北京申奥失利所做的一种准备。这说明经历了上一次申奥之后，人们的心态走向成熟，想赢的同时也做了不赢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说明，同七八年前相比，奥运热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热度更高，万众瞩目，相关的准备与直播，恐怕也都压力巨大。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高兴与兴奋谈不上，反而是一种好奇夹杂着担心的心情。前去莫斯科的行装好准备，然而选择怎样的表情却最难。当行李箱的盖子即将合上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一件物品，我该放进去的是笑容，还是泪水?
我住“713”房间
从北京出发，一路上便做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分析自己，分析北京的对手。到达莫斯科之后，时常见到申奥代表团中的何振梁等资深人士，话题也离不开这一点。综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有信心，没把握。
于是，心始终是悬着，任何一个小的巧合或暗示都会被放大地接收。
到达莫斯科，我们入住的是前苏联风格十足的乌克兰饭店，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大堂，等着分钥匙。一位俄罗斯大妈给大家随意地分发，钥匙到我手里，我仔细一看笑了，我的房间号是“713”，也就是说，和申奥的日期相同。
看到这个巧合，我对围过来的同事说：行了，北京估计没问题，胜利的晚上，到我房间里来庆祝。
同事们都笑纳了这个乐观的建议。
虽然都笑着，当时的压力可不小。2008年奥运由哪一座城市来办，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些委员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他们不仅有本大洲的利益要考虑，还有国家利益要考虑，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感，更何况，还有各申办城市几年间攻心的巧妙技巧，到最后，这一切聚在一起，会在投票时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真是一个谜。
在莫斯科，也听何振梁老先生分析过，他当然能知道，百分之百会投中国北京的委员有谁，但是，除去这些铁定的投票者，那些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八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会投北京票的委员，到最后关头，又会票落谁家?我能感觉到，连何老本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这恐怕也是何老脸上，表面平静，背后也隐藏着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怖时刻
除去实力与技术的因素，莫斯科城里也依然有一些不希望北京成功的个人或组织在活动，比如“藏独”，比如“法轮功”。
记得有一天早上，当我们走出饭店等班车的时候，看到很多藏族打扮的人，当时还有人说：“西藏体委也有人来了!”但马上有人提醒：“不对，这是‘藏独’，你看他们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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