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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_白岩松【完结】(4)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0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0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01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七个年头。十七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这样的十七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不为过;可十七年说长也短,到2010年,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仅仅占了三分之一,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就从那一个上午说起吧!

  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我正在美国纽约进行报道,为了摄像机位,我不得不高难度地站在一个柱子上,因为在我的身后,是“9·11”废墟的重建工地。2001年事发时,我们未能同步直播,即使几年后到了现场,这一课似乎也无法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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