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录制完毕，然而赵化勇台长在审完片之后，作了一个决定，将颁奖礼中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朴素一些，单纯一些。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且关键的决定，人们需要的，正是最朴素的感动。
我身边是一直为中国人在日本打官司的民间志愿者王选。只因面对历史，日本总有人一贯地躲闪和暧昧，于是，王选为上一辈的同胞去讨公平。公平来得并不容易，她说：其实，我们也是在给日本一个机会。
播出的当天，我就接到很多短信，都是表达感动。其实，大家的这种情感我不意外，在录制的现场，观众们的情感投入，已经让我有了这方面的判断。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元宵节的联欢，贾庆林看到我，最先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称赞，他说：“昨天的节目我看了，真感人!”隔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吴仪和周永康，他们带着情感地向我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喜爱之情，语言也都非常朴素：“太感人了!”
这个时候我明白，几乎在最短的时间，《感动中国》似乎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这也就意味着，《感动中国》触碰到了时代的敏感点，满足了大家心中有、可周围笔下无的内在需求。当然，也意味着打开了《感动中国》前行的空间。
其实回头看，出现这种上上下下都叫好的局面并不偶然。
在社会的道德底线被不断突破的背景下，人们心中向善的愿望并没有泯灭，甚至因此变得更强烈。生活中的人们，哪怕一些为自己的利益在做着不那么光彩事情的人们，面对屏幕时，也依然可能被感动，因为残存的良心以及与利益无关的尊重;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们，中国人的内心原本善良。
当然，大家都感动，也来自于《感动中国》回到一种人性的表达，不是概念，不是口号，不用空话套话，而是用心讲述真正好人的故事，用细节用情感用回到土地的质朴来讲述。这就拆掉了人们心中的墙，这时，不管你身居高位还是普通百姓，都只复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上面，感动，就变得简单。当然，也与社会的需求有关。法律只是一个社会最低层面的道德标准，仅维持这种最低是不够的，更何况，这种“最低”还时常被突破。在我们这个并不靠宗教来确立信仰的民族中，在时代巨变的转折阶段，在信仰缺失的空白地带，什么，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恐怕还是要向道德、人心与传统文化方面去寻找答案。于是，《感动中国》与上上下下内存与外在的需求一拍即合。
在第二年的《感动中国》刚刚播出之后，时任广电总局局长的徐光春，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电话，电话中，李长春说：《感动中国》这个节目令人十分感动……相信广大电视观众看了都会感动，我是含着泪看完这台晚会的。这台晚会再一次证明，主旋律的节目，只要坚持“三贴近”是不会枯燥的，而且是会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
在第二届的《感动中国》中，获奖者包括杨利伟、钟南山，还包括高耀洁与梁雨润，第一次有了外籍人士——一位反省历史的日本人尾山宏当选，也第一次有了集体奖——衡阳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
《感动中国》在众人的关注下，开始悄悄地拓宽并成长。
五
一旦投身于《感动中国》的制作，电视人似乎都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神情变了，变得虔诚与纯洁;身份变了，不管什么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帮别人一把;把领导当群众，群众发号施令当领导，时常可以一见，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几乎所有人，在《感动中国》的录制过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时常泪珠滑落，没人觉得不正常。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没变，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贯制，导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种也同样如此。每年一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朱波电话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话：“哪天?几点?”剩下的都属于废话，没什么可再说的。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中年人最怕时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见，更苦时光之短。
我与敬大姐的主持词，八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管过我们要说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绝对信任。头两年，我俩还有点儿不踏实，“领导不指示一下?”领导一乐，走了。于是，一般情况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录制前两个小时，在化妆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方案。你让我一点，我就和你一些，感觉就有了。毕竟是多年的老搭档，都在默契里。恰恰是这种信任与松弛，让我和敬大姐能够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上，于是，也就对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录制了，这是头一天在空旷场地内临时召开的不用坐着开的会，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导演，设想一下明天的诸种可能。看这张照片，轻松是主基调。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在《感动中国》中，主持人需要参加的会很少，一般是两次。这在“文山会海”的环境里颇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议论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细节琢磨人物特点;再一次，是录制前一天，走个台，顺便就把最后一次准备会开了，不留疑点到现场。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轻车熟路不用功，不开会的时候，天天自己给自己开会，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现任《光明日报》老总)，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强调平日的“说”和仪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与他是领导无关，一来这是他用作为广院大师哥的文字功底“争取”到的机会;二来自觉自愿;第三，写得不好的照样坚决不用，他也不会提异议。而假如因为写得不错，事后夸他，他会极其得意地笑起来。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糖尿病缠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时间后，又精瘦并异常乐观地归来，只不过，从此，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样，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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