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五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
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六
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副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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