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内业务领导者的产生，用公开民主的方式来竞争上岗，怎么说都是好事。虽然我无心参加，但作为民主尝试的这一变革动作，我当然鼓掌支持，希望竞争者多带一些理想，多带一些观众的期待，多带一些忧患和变革的勇气，因为时代与人并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不主动就会被动，身在央视，我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我想，央视自身，也该有。因为真正的危机感，不仅是一种动力，还是一种新生。
02身在名利场
我为什么“自杀”?
那天中午一点左右，我突然接到部门副主任打给我的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小白，听说你自杀了?”
正在发生的极具魔幻色彩的对话让我一头雾水，继而乐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是我对这条消息的第一个反应。
“是中心主任让我问的，在国外的一个微博网站上，一条微博说你自杀，警方正调查情况……”
“扯淡，我会吗?……”
我把手机挂了，依然不认为这有什么，都说无风不起浪，这年头，无风，也起浪。习惯中。
上午，我给台里要驻外的记者进行了培训;中午，刚照完台里挂历的照片;下午，例行的足球训练;晚上，要在家里，为刚从全运会上回来的刘建宏、段暄们接风。
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并且乐观的生活。
没怎么受干扰，我去踢球，见到队友们，他们比我更早知道这条消息，开起了我的玩笑。陶伟一会儿来了，告诉我因为我的“自杀”，他刚接受了别人的采访，他的回答也很搞笑，“他会自杀?”
踢完球，我和段暄等人开车回家，没想到，这时，娱乐已经拉开了网，“自杀”不真，可娱乐却真真切切地登场。我回家甚至到家后的情况，均被“勤奋”的娱乐记者偷拍，并上传到网上。你无法谴责他们视隐私为无物或者不道德，因为，对他们来说，娱乐才是道德。
回到家，接到一家我很尊重的南方报纸记者的电话，问我关于“自杀”的新闻，我在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不太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电话采访。”
奇妙的是，第二天这家报纸登出了大半版的与我“自杀”相关的新闻，我惊讶地发现：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前该怎么做新闻接下来还怎么做。”我莫名其妙地第一次知道“白岩松一下午，两个手机都被打爆”，可惜，十多年来无论手机还是老婆都只有一个。
我依然会尊敬这家报纸，因为它有值得我尊敬的理由，可我替这名记者有些担心，为什么可以替被采访者说话并安排生活细节?
但是恐怕也不怪这名记者吧，娱乐至死已是时尚，谁也无法抵抗。唯一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制造我“自杀”的新闻?然而几乎没有答案。这个过程中，有人故意将我的“自杀”与新闻环境不顺畅往一起牵连，对此，我和别人开过玩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已经自杀一千多回了!
一段时间以内，见到我的人都会一乐，参加四川的公益活动，也会被媒体以“自杀后首度现身”来开头，并加注：“白岩松看上去情绪还不错……”
于是我弄懂了，这不过是一次与我有关但其实又与我无关的娱乐，人家不求真假，只求完成这样一个娱乐的过程。后来陆续收到一些短信，也有以往“被自杀”的名人们，一想也就释然了。在地铁里，成龙、刘德华、赵忠祥，已经被自杀二十多年了，我这偶尔被自杀一回又有何妨?
所以，我终于明白，自杀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人心。
做一个不顺从的群众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说句实话，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与无奈，我时常会想到十多年前时的工作氛围，想起自己的成长，以及一路争吵所走过的道路。做事的时候做事，做人的时候做人，两面都没耽误，争吵的同事，反而拥有着至今难忘的真挚情意。
说起来有意思，1993年4月30日晚，也就是《东方时空》正式开播的前一天，在《东方之子》内部，就发生了我与制片人时间之间的争吵。为的是我希望按原计划开会制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而不是临时高兴把酒言欢迎接新的同事，当时的我一怒之下甚至准备卷铺盖走人。然而，这样的争吵在当时是常态，制片人时间与同事们以及整个栏目组都非常适应，一番脸红脖子粗之后，会议按原计划召开，风雨过后照常前行。
其实，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各个栏目组这样的争吵天天都有，大家对事不对人，真理越辩越明，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同时栏目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事情与自己有关。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面子，节目影响力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评论部成立之后没多久，我得了一个外号“白文萨”，创意来自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起因是，当时的评论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员也带来新的问题，生活待遇存在差距，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
于是，我挑头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一起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讨论权益问题。有趣的是，面对这一草台班子，孙玉胜们竟真的答应，并一本正经地举行了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于是有好事者，给我起了个“白文萨”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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