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但对艺术的感知不是说这部分人有而那部分没有，只不过是感知角度有差异罢了。有人觉得美术馆、歌剧院是我需要的，也有人会更喜欢某一张影碟、唱片，每个人对艺术趣味的选择不一样。艺术只是给了一个方向在引领，这个过程里有不同的层面，却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所以只是把艺术放在圣殿里的人，反而是自身狭隘了。有高雅，就一定有低俗，两者一定要并存，才会使双方有意义，有人非要一脚踩着低俗，一手举着高雅，那是因为他没有理解高雅，也没理解低俗。欣赏的角度和程度不一，表现的形式自然也有变化。高雅跟一个人的见识、阅历、积累有关系，是一个慢慢从浅到深的成熟过程，是一种变化，仅此而已。
我一点都不喜欢艺术圈子这个划分。无非就是为自己挂个好看的门牌，躲在里面孤芳自赏、无病呻吟，保留自由成了逃避问题的借口。我做的作品也从不给圈里人看，就是冲着老百姓去。圈里人养不活艺术，不买票老蹭票的“圈里人”多得很，而且都心知肚明，“高雅”要活下去，也得有人捧场。2005年我在巴黎演出《卡尔米娜·布拉纳》，在巴黎最大的剧院连演十场，三千五百个座位场场爆满;在国内现代舞的概念还没有传播开来，可能会稍慢一点，但近几年我带着我的舞团也起来了。没求过人，官方没有给我肯定，是老百姓给了我肯定。
现代舞的生命就在于交流。自己在练功房里创作的舞蹈，永远不会有“对”的时候出现，最后那个“对”的时候，就是大幕打开的时候，等着观众的反应。创作的过程就是怀疑：“是这样吗?还是应该那样?嗯，不行，还得回到这样比较准确。”在你定下了空间、布景、音乐、你想要表达的情感后，那都只是框架，你只有不断地选择、判断、放弃，才能离你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近。
现代舞的创作永远是懵懂的，在排练时我完成了50%，还有50%是大幕拉开后，看观众什么反应。那种化学反应让我知道最后出来的是不是我所想要的东西。如果说我太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把它们全部精准排练出来，那是工厂，就好像出售的演出门票都是对艺术的标价，那不是创作。把初衷的感觉捕捉、呈现出来，然后与更多人有交流的时候，这才是创作。无法产生交流的艺术没有价值。
现代舞选择了一种最自由的语言。传统舞蹈追求的是雕刻美、修饰美，人只有远远欣赏的份，现代舞追求的是真实美，是真实的人在跳舞。一个社会在开始关注“我”的自由的时候，现代舞才会产生。外在的自由容易模仿，但内心的自由需要长期的思考和训练，当内心真正自由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自由的，因为自由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这时候，你可以起舞。自由的舞者也需要自由的观众。看舞蹈不用看它是谁编的，拿过多少奖，也不用看简介，看评议，只需要在乎自己是不是被感动。好的舞蹈不是来告诉你意义，而是能打动人、让人有感受的。现代舞不只是讲故事，就像我排演的《迷魅上海》，那都是一个个年代的画面而已，自由的肢体在那里律动，表情和眼神交错，音乐、布景都在灵动着这个画面，情绪、感觉从中流出，观众的记忆和联想也就被带出来了。
通过现代舞去了解艺术，会发现艺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激发和交流。人们平时的生活太具象了，那艺术就是把具象遮着的空间挑拨出来，邀请你一起来想象。一个艺术作品，它进入商业社会变成产品形态的时候，它自身的价值也必须独立存在，哪怕这个价值只是传递了一种态度：走进艺术，得用心交流。每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都只是将自己某一种感受用最擅长的方式表达、放大，不是强制性地施予观众，而是为了让观众产生交流、共鸣、甚至是反驳的冲动。我很欣赏李安，他和大陆那些导演的思考不一样。李安不做作，他要表达一个感情时，表达得准确、到位就行了，从不故作高深。影片是交给观众去体会的，不用设置障碍。不像中国有些大导演，恨不得把那些大道理都说出来，恨不得让别人以为他就是个哲学家。连一个画面都不会脚踏实地地去琢磨怎样呈现到位，就忙着往里面塞进他们的“大师”思考，着实可恨。说到底，艺术是在呼吁将人们自由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归还于人。所以没有哪一种形式的艺术有资格说，我是高雅的，我是对的，由我来选择向什么样的人呈现。
除了跳舞，我演话剧、做脱口秀，都是因为喜欢那种与大众交流的感觉。之所以担当《舞林大会》的评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节目是跟老百姓挂钩的，它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士在一个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说话。艺术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产生关系与交流。作为舞蹈界的专业舞者，借着大众媒体的平台，将舞蹈的专业知识和态度与百姓共享，这是我的一份责任。
金星是通的，能上能下。我有我的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高雅和低俗间不设槛。生活里，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给自己的位置一直放得很低。我不是出身高贵，也不是靠社会外力给抬起来，我的高贵，是能从内心里看出高贵。
最美的艺术，一定是发生在和最平常的人碰撞的那一刻，忽视了别人反应的作品，不过是件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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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就是和角色发生一场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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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从角色里退出来以后我就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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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就是和角色发生一场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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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和关栋天老师的《尴尬》演得挺火，下台后有人会问我：“金老师，您碰到的尴尬是什么?”我一愣，才意识到我也已经四十几岁了，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中年”。可我怎么总还觉得自己没到那份上，也没碰到什么“尴尬”。
我只是觉得自己在向“中年”的那个方向走，往前看着，有很多中年人的故事，也有各种中年题材的作品，包括自己的父母也都走过那段路。我只是看见，从来没有去深刻理解过，这下，突然有那么个戏剧有那么个角色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了。演话剧就是在舞台上体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活。感受人们对不同命运的不同态度，这个很过瘾。
“尴尬”不是指到了那个年龄后你遇到的事情尴尬，而是指大陆社会中整个中年的群体就是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但是社会给他们的保护那么少，对他们个人心理诉求的关怀又是那么少。
我演的第一幕就反映了一个很典型的“失独老人”现象。一个女人，早就知道了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心底的怨气发酵成一天到晚不停的唠叨，儿子和丈夫都离她越来越远。直到一天，儿子为了救一个被人追赶不慎落水的小偷而丧命，这女人的天便塌了下来。我一直在揣摩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崩溃到那个份上。那场戏正好是女人的生日，也是她给儿子出殡的日子，丈夫没回来，还不知情，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还能回另一个“家”。可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回到家是一个空房间，从此以后都只是个空房间，她整个情绪就坍塌了：“我就是一朵泡久了泡烂了的白菊花啊!”那一刻，她想干脆把自己倒掉。安眠药都准备好了，药瓶上一张陈旧的贴纸却在最后一刻把这个女人拉了回来，回到一个女人一开始在爱情面前的那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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