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
小陶从她房间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庞家玉坐在电脑前，将端午发来的那封Email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她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她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小陶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仿佛又偷着活了一次。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又活了一次。她甚至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唐宁湾还有一处房子。她的双腿有点酸痛，乳房尤其如此。
她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意识到这种对女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羞耻不仅不会妨碍快感的生成，相反，它成了快乐和放纵的催化剂。
小陶说，她和他的婶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既成熟又天真的放荡一模一样。甚至就连高潮来临的速度和节律都一模一样……
她打开了自己QQ的界面，在一大堆好友中寻找端午的图标。那是一个粽子，是家玉帮他选的。那个图标暂时还是黑白的，处于断线状态。尽管她知道丈夫平常睡得很晚，她也不能保证他此刻仍然在电脑前。她试探性地用键盘敲出“在吗”两个字，就开始浏览当天的新闻。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悦耳的蟋蟀般的鸣叫，端午的图标陡然变成了彩色，并且开始了持续的闪烁。
家玉赶紧关掉了新浪的界面，通过QQ与丈夫开始了在线长谈，大致内容如下：
秀蓉：在吗?
端午：在。
秀蓉：干吗呢你?
端午：跟你聊天啊。
秀蓉：妈的。
端午：我在看球。
秀蓉：那个孙俪，是不是把你们两个窝囊废都给迷住了?谁让你们去跟她套近乎了?活该。应该首先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她不叫孙俪。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秀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们还是应该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去过了。
秀蓉：怎么样?
端午：磨刀巷集中了大批的警察，巷子被封了。
秀蓉：为啥?
端午：有人自焚。
秀蓉：KAO
端午：怎么办?
秀蓉：我想想。若若怎么样?
端午：挺好，睡得挺香的。
秀蓉：你给徐景阳打个电话问问。他很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纠纷。他的电话是1391075439。
端午：好，我去把电视关了，你等等。
秀蓉：别把房子的事放心上，实在不行，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对我们做律师的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若若倒是要费点儿心。他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七月中旬有个分班考。你赶紧找人给他补补奥数。
秀蓉：古文和作文，你就给他讲讲就行了。新概念第二册他背到哪儿了?每天背一课，其实并不难。千万别让他再去踢足球了。
秀蓉：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书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香烟壳子，有没有呸呸卡。如有，就没收。你在吗?
端午：在。
秀蓉：PSP要藏好，最好你把它带到单位去，锁在办公桌抽屉里。藏在家里不行，他总有办法找到。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不能放在脸上。总之，你对他要再严厉一些。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他。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差一分，就是半操场的人啊。
秀蓉：鹦鹉是个问题，我真后悔当初把它从藏区带回来。你还在吗?
端午：在。
秀蓉：别忘了给金鱼喂食。另外，鱼缸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鱼肚子上如果出现白斑，往往就是生病的信号。你可以去买点微菌治疗剂，一般的花卉市场都有卖的。是进口的，英文是White Spots Fungi Specific Medicines
端午：晚上十一点钟你还在上课吗?
端午：你在吗?
端午：在吗?
端午：怎么不说话?
秀蓉：我去了趟厕所。
端午：这么长时间?
秀蓉：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端午：你那儿有没有氟哌酸或黄连素?
秀蓉：没事。别担心。我有点困了，你呢?
端午：我还好，要不你早点睡觉吧。
秀蓉：那好，我遁了。
端午：拜拜
秀蓉：拜
3
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爆，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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