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你的气色看上去很吓人。”
“少来这一套!先说离婚的事吧。”家玉咬着嘴唇，叹了口气。
“这两三天我一直见你在喝中药……”
“暂时还死不了!”家玉道。随后，她的声音低了一个音阶：“刚满四十岁，就已经绝经了。他妈的!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中医院让大夫看了看，说是内分泌有问题。”
“那就是说，呆会儿我们亲热的时候，就可以不戴避孕套了?”
端午在她背上拍了拍，按灭了桌上的台灯，顺势就将她抱在怀里。任凭她如何挣扎，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松手。
这么做，当然有点让人恶心。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谭端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嬉皮笑脸的了?你正经一点好不好，求求你了……”家玉试图用力地推开他，但没有成功。其实她也未必真的愿意这么做。只是，和解也有自己的节奏。弯不能拐得太快。她必须对离婚一事稍作坚持。
“我们还是商量离婚的事吧。”
“谁说要离婚了?”端午嘿嘿地笑了起来，开始笨拙地向她道歉。
家玉没理他，只是不再挣扎。半天，嘴里忽然冒出一句：
“这人哪!一半是冷漠、自私……”
“那，另一半呢?”
“邪恶!”
尽管她的话毫无来由，可端午还是觉得妻子的感慨不乏真知灼见。此刻，他想竭尽全力对妻子好一点。装出悔过的样子，爱她的样子，使酝酿中的离婚协议变得荒谬的样子。可不论是行为，还是语言，处处都透着勉强。他没办法。
她略显臃肿的身体，毕竟与绿珠大不相同：肌肤的弹性和致密度不同;气息清浊程度不同;那种随时可以为对方死去的感觉不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故作姿态(家玉也并非感觉不到，但她还是尽量与丈夫合作)，心里微微地动了一下，觉得妻子有点可怜。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脏?你心里是不是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坏女人?用你刚才的话来说，是个烂婊子?”
端午嗫嚅道：“吵架嘛，谁还会专门挑好话说?”
“你回答我的问题!”
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让他伤透了脑筋：“怎么说呢?其实……”
可是家玉不愿他再说下去了。她打断了他的话：“刚才你朝我脸上吐痰，假如你不是对我感到极度的厌恶，怎么会这么做?”
端午只能机械地紧紧地搂着她。
他向妻子建议说，不如躺到床上去，钻到被子里去慢慢聊。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雪。这样下去会着凉的。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小浑球吧。”过了半晌，家玉终于道。
若若早已睡熟了。被子有一半耷拉在地上。家玉替他盖好被子，又趴在他耳边说了会儿话。当她抬起头的时候，早已泪眼模糊。
儿子的床头有一幅巨大的鹦鹉的照片。家玉说，那是若若特地从数码相机里选出来，到洗印店放大的。
“这鹦鹉，怎么没脑袋呀?奇怪!”
“它在睡觉。”家玉浅浅地一笑，接着道，“它在睡觉的时候，会把脑袋藏到脖子边的羽毛之中。你仔细看，多好玩!它睡觉时，只用一条腿。另一条腿也在羽毛里。就这样，它能一口气睡上五六个小时。”
果然是这样。它用一条腿站着，绑着细铁链，爪子紧紧地勾住铁架的横杠。家玉说，她那年在莲禺的寺庙中看到它时，它就是这个样子。
她做梦都想去西藏。那一年，她刚买了新车。在去西藏的途中，遇到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只得原路返回。她一直说，那年她半途而废的西藏之旅，仿佛就是为了给若若带回这只鹦鹉。
问题是，现在连鹦鹉也给她放走了。
两个人离开了孩子的房间，去厨房收拾打碎的碗盆。家玉摔了太多的碗，碎片满满当当地装了两大塑料袋。可餐桌有点麻烦。刚才家玉的一阵猛砍，已经在餐桌的一端，留下了七八道深深的刀痕，看上去有点触目惊心。
“看来，我们明天一早就得去买餐桌。”家玉道。
“其实不用。”端午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我们把餐桌掉个方向就可以了”。
他们将有刀痕的一头靠墙，在上面铺了一块花布，再放上茶叶罐、餐巾纸盒和饼干桶。看上去，桌子仍然完好如初。
家玉忙完了这些事，一脸轻松地看了他一眼，讥讽道：“从胡乱对付事情这方面来说，你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天才。”
他们煮了两包方便面，都吃得很香。在静静的雪夜之中，他们并排坐在餐桌前，一直在不停地说话。
家玉再次提到了那个名叫李春霞的女人。
“你知道那天她特地走到我身边，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很恶毒，是不是?”
“很恶毒。她说，我送你一句话。她说，别的事我说不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
“当时那种状态下，她也就是为了出口恶气，就是想恶心你。你千万别上当。”
“上当?她的话差不多就要应验了!她有个外号，就叫死神。”
家玉已经有点困了，她把脸靠在端午的肩膀上，幽幽地道：
“死神是不会随便说话的。”
天很快就亮了。
9
年头岁尾，是方志办一年中工作最忙的时候。全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各项统计数字，都在这个时候纷纷出笼。每个单位都忙着往这里报送材料。文管会，文物局，计委，经委，运输，税务，城投，土地局。诸如此类。所有的文件和报表，都在资料科统一整理，编目，装订，上架。
偏巧在这时，小史请了长假。她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来上班了。她的办公桌上，渐渐积起一层白白的灰土。郭主任照例每天都要来晃悠一趟。有时托着紫砂茶壶，迈着方步走进门来，也会与端午说上几句闲话;有时，他只是在门口探一探脑袋，一见小史没来上班，脑袋一缩，顿时就不见了。
冯延鹤有一天找他去下棋，提到小史，脸色有点难看。他嘱咐端午，一定要设法转告她，如果三天之内再不来上班，就请她卷铺盖走人。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小史还是没来。
端午给她打了电话，是空号。她大概已经换了手机。冯延鹤只得从别的科室临时调了一个人过来帮忙。这个人是个跛腿，走路一瘸一拐的。脸上的皮肤大面积脱落，就像肉色的破丝袜，露出了里面更为亮白的皮肤，一看就是个白癜风患者。他的头发倒是染得乌黑，还抹了油。
可就在“白癜风”调来后的第二天，小史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满面春风，面有得色。她穿着蓝呢大衣，脖子上围着Bubuerry斜纹丝巾，黑色的皮裤紧紧地包裹着丰满的双腿，手里还拖着一只拉杆箱。她刚从吴哥窟度假回来，还给端午带回来一个木雕的“维希奴”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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