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
蔡元培说：“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实际上为新思潮、新文化开拓了阵地。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比如辜鸿铭，他讲的是英国文学，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
事实上，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向性。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平等空间”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陈独兽”或“陈毒蝎”。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
当了解人生之真相。
当了解国家之意义。
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道”。
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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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齿轮上的新油和旧泥交融在一起，挂钟上的1234和子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水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外国鬼子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圆明园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出来，从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来济世;从阴阳五行八卦，到画符念咒作法;从桃园三结义，到唐僧四师徒。集合了姜太公、诸葛亮、赵子龙、岳飞、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济公、武松、黄天霸、秦琼、杨家将、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强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股逆流。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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