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那道断壁静静地立在初夏的太阳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说不定是古旧书店最后的见证人之一呢。
我一位报社同事早年曾跟随他的伯父到过古旧书店多次，与严宝善先生相熟。据他所说，严宝善先生鉴别起古籍旧书来很有一套，他闭着眼睛翻一翻，听听纸张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书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讲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随后就可以告诉你这本书的所有特点，目前收藏在哪家图书馆或者私人家里。现在，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临近中午，我在茅廊巷农贸市场的人群中转悠时，被一阵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这也许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儿园!我一阵惊喜。在幼儿园东侧的一道楼梯的入口处，我发现了一只木板钉起来的信箱，上面用毛笔写着：
严衙弄8幢东四楼
杭州古旧书店仓库
楼梯很长，笔直地通往三楼。我走到拐角处时，楼下的吵闹声听不见了。再转一个弯，我便看见了那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弹子锁。整个楼层一片寂静。
透过铁门，我看见里面的走廊上还装着一扇较小的铁栅栏门，虚掩着，门梁上挂着一件青布长衫。
我有点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废的院门前。但是我还是敲响了那扇铁门。
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从小铁门后面闪出来，用一种疑虑的目光打量我。
“这是古旧书店吗?”我问。
老先生点点头，问我找谁。
“我找严宝善先生。”我说。
他说严老还没来上班，叫我下次再来。他一说完就想转身。
“能否把门开一下，”我赶紧喊道，双手紧紧攥住栅栏门，“我想进去看一些旧书。”
老先生又一次回过头来，说他们正在搞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
我再次恳求让我进去，我说：“我马上就出来。”
先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里射过来。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钥匙走过来，和我面对面站着。然后他的手从栅栏里伸出来，“咔嚓”一声把门打开了。
我侧着身子进去，跨进那扇小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看见走廊上摆着一张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摆着两本线装《汉书》。
老先生指着这套旧书说：“已经不全了。”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烟，烟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站起来，跨过烟灰缸，拎起水壶给大家倒水。后来，朋友阿强和黄石敲门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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