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凄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系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溜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溜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溜冰场上。溜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征，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溜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采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棱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向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采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象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愈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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