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中另一个主人公伯纳德也向死亡发出了挑战宣言：
“……这敌人就是死亡。我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风向后飘拂……我用马刺猛踢着马。我要纵身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纳德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背映着越来越深的夜色，此时，他听见了“河的下游”传来他那一代人的合唱声，他看见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滑落”进旋转的河水中……分明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乌斯河的精确预演!
罗达和伯纳德是弗吉尼亚的自我的两种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虚构性再现，是她从自己的创伤记忆中捕捞上来的幽灵。通过他们，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从这里出发，她对廉价的自我主义和真正的自我审视进行了成功的区分，把自我的体验、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可是她在栽种艺术种子的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祸根。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终于深陷于自我关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记忆里，不能自拔，最终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投水自杀”终于不幸成为女作家的死亡谶语。
弗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当她的想象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来，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令人扼腕的是，弗吉尼亚本人的想象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
弗吉尼亚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亲人。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敏感的灵魂，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
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弗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和他们拥抱。
“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弗吉尼亚感叹道。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走向虚无之境。
弗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2001年1月10日
阅读书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离开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八十三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10月28日凌晨，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家出走，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
“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这种想法与他笔下的安娜简直如出一辙。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里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托尔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妇，一位是伟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经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后者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他们同样执拗，同样神经质，同样深陷于尘世与肉体的苦痛中。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去死。他们出走时急切、压抑的表情像所有负气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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