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岁的里尔克随即被女诗人信中喷发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诗人的信中，他回应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
在现代诗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里尔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诗歌的旷野上因此拱起了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而这一年，是以这位大诗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为结束的——不过，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诗歌，而是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爱。
茨维塔耶娃1926年喷发的爱像火山岩浆，大胆而任性，她希望里尔克允许她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举目向他，像“仰望一座护卫着她的大山”——“仰望”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喻示了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一种遥远的、非实在的纯粹——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最热烈奔放的情书莫过于8月2日这一天了，女诗人的情书像优美动人的诗篇：“莱纳，我想去见你……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单纯的睡觉。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还有，把头枕在你的左肩上，一只手搂着你的右肩……还有，要倾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要——亲吻那心脏。”亲吻心脏?这显然没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触，不表示肉欲，它是无“唇”之“吻”，是纯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来源于女诗人的内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对方的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深处。8月22日，女诗人在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
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里尔克。作为人的里尔克，指的是那个隐居在瑞士并出版着自己著作的五十一岁的奥地利男人，他为人们所爱并且属于许多人;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则指的是精神的里尔克，他是诗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现象，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叹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
2000年3月13日
阅读书目
《三诗人书简》(奥)里尔克、(俄)帕斯捷尔纳克、(俄)茨维塔耶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至多一个也许】
是啊，也许于连·索黑尔会像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一样从社会底层崛起，也许他会像伟大而嗜血的丹东一样给那个回光返照的法国社会以当头一击，也许他会因为拉莫尔侯爵的垂爱而登上主教宝座……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也许”，于连·索黑尔老早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崇拜拿破仑，有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思想，有着极强的个人荣誉感。他诅咒伪善，蔑视金钱，他所寻求的是种行动的、危险的、战斗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绝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向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向往幸福，向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象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卷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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