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种种事实都证明曹雪芹癸未年还活着，他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后，即甲申年初。“墓石”之伪造欺世者，因只摸了一下红学皮毛，闻有壬午之说，而不知其他，遂凿上“壬午”二字以附会之，殊不知恰好是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伪的马脚。二、曹雪芹死前没有离开过西郊的居处
“墓石”在张家湾出现后，人们有种种揣测。特别是那块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铭的石头是如此之不像样和不合乎常规，于是想象曹雪芹大概最后已穷极潦倒，迫于生计，不得不移居张家湾，投靠那里的什么亲友;或者说因为借贷甚多，年关将近，为避催讨，只好跑到张家湾去躲债，结果贫病交加，猝死在那里，等等。但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曹雪芹晚年从北京城内移居西郊，确切的时间虽还没有考出，但估计他在西郊住了大约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敦诚在喜峰口替他父亲瑚做松亭关征税的差使，写《寄怀曹雪芹》诗时，雪芹早搬到那里住了。因而诗中有“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指雪芹居处)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语，又有“于今环堵蓬蒿屯”、“不如著书黄叶村”等句。此后，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终和他保持着诗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离别在京诸友后，张宜泉作《怀曹芹溪》诗，有“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等语。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长句记“别来已一载余”的雪芹回京后，在明琳的养石轩相遇呼酒话旧事。后又写了《题芹圃画石》诗。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诚赠雪芹及亲自去西郊拜访他的诗，现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凿的卒年)雪芹在敦诚家西园兴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园”演出敦诚改编的《琵琶行传奇》，还写了一首七律作题跋，现存“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一联。又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据吴恩裕考，也作于是年三月。又在壬午年的一个“朝寒袭”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于当年除夕，则此时正该是“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时候，敦诚“遇雪芹于槐园”，作《佩刀质酒歌》，述得酒后“雪芹欢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邀其前来赏春饮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诗。同年或次年春夏间，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
总之，曹雪芹最后六七年的生活轨迹，在他友人的诗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处，是一个近山傍水、丛林曲径、极幽僻优美的山村。其友人写到它的诗句，除称“黄叶村”外，尚有“满径蓬蒿老不华”、“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等等，可知与张家湾一带一片平旷的地势环境截然不同。而这些环境描写又前后始终一致，其中多数诗句还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该是最后两年)写的，根本没有丝毫迁徙到北京以东的通州去居住的迹象。倒是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也可证明曹雪芹死前并没有离开过西山。大概张宜泉闻噩耗比敦诚兄弟要迟，没有赶得上在行殡葬之礼时写一首挽诗，但他平时与雪芹倒有“一别三秋”的深厚情谊，故于春夏之间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问亡友的家属(寡妻)。只见门前池草晓露，室内琴囊剑匣，物是人非，触景伤心。诗云：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末联谓我再访其家，已是“空山不见人”了。藏修地，语出《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专心读书写作的地方，亦即其居处。结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则雪芹最后病死在西山原来的居处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许有人会说，曹雪芹虽没有迁居，但迫于生计，为什么不可能因借贷、躲债或别的什么不得不办的事而在除夕前临时到通州张家湾呢?我想，我们是否把曹雪芹的贫困想象得过于严重了。他的生活确实不可能宽裕，敦诚是说过他“举家食粥酒常赊”，但理解诗也不能太实了。“举家食粥”语出颜真卿著名的《乞米帖》，东坡还用此典写诗说晁补上：“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酒常赊”，众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债寻常行处有”诗意。总之，不能以为都是实写。雪芹是寻学旁收、多才多艺的，岂能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他生性高傲，“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所以才宁愿“卖画钱来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过着闲云野鹤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们虽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质酒，“司业青钱留客醉”，看来在急难时也乐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难想象他最后生活上会落到走投无路、非在近大年夜时离家涉远不可的地步。至于猝死无棺木收殓而裸葬，墓石竟没有人书写(却又知其名讳)，只凭无镌刻经验的人的一把凿子，这就更难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远不及其“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说，彼时即使雪芹想要出门也已出不去了。或以为雪芹数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愈，故可以离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后之躯，未复强健，故不耐风寒劳顿，以至有此不测。其实，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仅仅是生了一场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终还是好了，那就不能说他死于这场病，敦诚也就不会在挽诗中特地加注说“因感伤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他告诉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决不存在着痊愈的可能。这有敦诚挽诗初稿的两句话可证：“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敦诚感到雪芹过去对自己一直情谊很深，这次他病了，自己却照顾得太少，没有积极地去想办法找一位名医来将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觉得很对不起好友，心里深深地内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间惟一的爱子殇于痘症后，便感伤成疾，数月来，一直委顿苟延于病榻之上，一病无医，终于在甲申初“泪尽而逝”了。
至今并没有发现张家湾是曹家祖茔所在的任何证据。雪芹死后，再远远地送到那里去埋葬也是没有理由的。若说那里有曹家祖坟在而尚未发现的可能，雪芹又有归葬祖茔的必要，特别是他家属也有运送其灵柩绕城北而东行的经济能力，那么，殡葬前在京的诸亲友又岂能不告知，何至于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战骨饿殍?这也是绝对说不通的。三、曹雪芹死后葬于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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