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西尔薇在西班牙旅行，从朱纳斯、巴黎和佛罗伦萨发来的电报使我 对萨特的健康放了心，萨特同万达在那边小住。这次旅行到最后很糟糕。在 蒙彼利埃，在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途中，西尔薇接到她父亲逝世的消息，老 人死于心脏病。她把我留在阿维尼翁后，就动身去布里塔尼，我继续坐火车 去佛罗伦萨。
当我在萨特住的旅馆大厅里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戴 了帽子，白胡子遮满了下巴。他不会刮脸，又怎么也不愿意去理发师那儿。 在去罗马的火车上，萨特打着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那间 带阳台的房间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情况很好。旅馆的理发师成功地赢得他 的信任;他允许这人给他刮脸，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年轻多了。在这之后他用 一个电动刮胡刀刮脸，很方便，这是西尔薇几天后同我们会面时带给他的。 西尔薇教我使用磁带录音机，我开始同萨特进行一组我们在巴黎就开始 的对话。他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对话，只是有几天他很累，我们的进度就慢了 一些。
除了这个新方法的尝试，我们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样有着同样的节奏 ——短途散步，听音乐，阅读报纸和书。其中我给萨特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 拉格群岛》和费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们在我们喜欢的饭馆平台上吃晚 饭。
一天晚上，我们沿一条狭窄黑暗的小街回家，从一辆驶过来的汽车里伸 出一只手强夺我的手提包。我紧紧抓住它不松手，但最后它仍被夺去，我也 被拉倒在地。西尔薇和萨特帮助我回到旅馆，旅馆就在附近。他们请来一位 医生，医生对我说，我的左臂脱了臼。他用绷带进行包扎，第二天我去上了 石膏。这一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尔薇把汽车开回巴黎。博斯特一家来看我们，只呆了一会。现在只有 我们两人了，我们录下了几次谈话。由于 9 月中的大雨和暴风，我们很少外 出。
我们在 9 月 22 日回到巴黎，萨待回到那个他“不能再工作”的住处感到 很不高兴。晚上西尔薇来这儿，萨特对她说：“您来看死人的家吗?”过了 一会儿，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道：“为什么?显然，我是一具活死尸。” 这是在开始一项活动之前。只要活动起来，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满了 生气。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他说他是很愉快的。最后他正视了半瞎的状态， 并且为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状态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吉斯卡尔·德斯 坦写一封信，要求让贝利·莱维(彼埃尔·维克多)获得国籍。9 月 30 日吉 斯卡尔亲自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称萨特为“maitre”——答应很 快解决这个国籍问题，最后说：“从您所写的来判断，一切都使我们相隔甚 远。但我不像您这样相信这一点。我从不认为人与人的不同只是由于他们得 出的结论。他们的探索过程本身也应得到考虑，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①。”国 籍很快就取得了，萨特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维克多为了庆祝此事希望开 一个晚会，邀请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为萨特和我打算参加，莉莲·西格尔 让出她的寓所，这样我们就方便多了。
萨特重新开始参加《现代》的会议。所有参加 10 月 2 日会议的人——埃 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认为他完全改变了。他再次见到《解放报》的 同事们。10 月 15 日《世界报》刊登了由朱利执笔、萨特和她共同签名的一 份呼吁书拯救《解放报》。这报纸由于债务所压，被迫暂停出版。萨特和朱 利号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万旧法郎，这是报纸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继续同 维克多进行他们的讨论;还有许多约会;下午和晚上我给他读一些他想了解 的书(葛兰西的政治文选，关于智利的报道，最近几期《现代》，关于《超 现实主义和梦想》的论文集和康坦·贝尔的《维吉尼亚·沃尔夫的一生》)。 他不再打瞌睡，他几乎完全适应了吃饭、抽烟和散步等活动。他很亲切地对 我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做一 般的活动是足够了。一切都很好。”我为他恢复了心神的宁静而高兴。(实 际上，是怎样的宁静?这是哲人的骄傲和不添累赘的欲望?怎么说呢，我有 切身体会：这些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形之于词语的。包围着他的自尊、明智和 担心阻止他去诉苦，甚至对他自己，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感受到了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甚至他本人。)
11 月 16 日，萨特在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绝关系的声明上签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拒绝让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生存。这时，克拉韦 尔作为一个中间人，建议萨特在一组电视节目中谈一谈自己。开始他拒绝了。 后来又回绝一两次，他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以免给人一种支 ① 这是萨特和吉斯卡尔通信的全部内容，有些报纸在萨特逝世后报到此事。
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但当他同维克多和加维谈到这事时，他有了一个新 想法：在这个节目中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他所经历的或接触过的本世纪的历 史。我同意了。他希望从深处更新我们对当代的看法，以此来影响观众。电 视二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吉斯卡尔的电视台 可以用这一组节目证明它的开明。11 月 19 日，萨特就这个问题对《解放报》 有一个谈话。他不抱什么幻想。他说：“我们正好看看我们可以走多远。” 现在还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着他。在 11 月 21 日的《解放报》上， 他发表了一封信，抗议德国政府拒绝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尔。这是一个他 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 年 2 月他同《明镜》有一个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为联 邦共和国的行动作了辩护。在 1974 年 3 月，《现代》发表了一篇史杰夫·特 文斯的文章《感觉丧失的酷刑》，这是指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所施用的刑法; 同期还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学方法》和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 罗桑特的一篇文章《隔离的酷刑》。此后，克劳斯·克罗桑特请萨特代他去 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状况，萨特决定这样做。11 月 4 日他要求允许去看关押 中的巴迪尔，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作为译员同他一起去。他的决心因豪格 尔·明斯之死得到加强，明斯因绝食于 11 月 9 日在关押中死去。萨特在发表 于《解放报》的信中说，德国人的拒绝“只不过是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此信发表后不久，艾丽丝·施瓦尔泽以《明镜》的名义，请他就这个题目发 表一个谈话发表于 12 月 2 日。萨特最后被允许去同巴迪尔谈话，当时他解释 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赞同联邦共和国在德国现实条件下的暴力行为，
他希望表明他对一个被关押的革命战士的声援，抗议对这个战士的虐待。
12 月 4 日，萨特同彼埃尔·维克多，克劳斯·克罗桑特和科恩-本迪特 一同前往斯图加特，他同巴迪尔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博米·巴乌曼驾车带 他去斯坦海姆监狱，巴乌曼原先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有一本叙述自己经历 的书列入《野性的法国》丛书①。同一天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的讲 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解放报》和《世界报》上，他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在 电视上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国际委员会，他的行动在联邦德国激起一 个强烈反对他的运动，12 月 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克劳斯·克 罗桑特和阿兰·盖斯玛也参加了。后来，在 1975 年 5 月 22 日的电视节目“卫 星”中，有他关于巴迪尔的谈话。他并不认为去斯坦海姆监狱有多么重要。 他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失败。德国公众的舆论没有改变。的确，这 次访问反倒激起舆论反对我支持的事业。我说了我考虑的不是巴迪尔被人指 责的行为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记者们总认为 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尽管如此，如果这事有必要 重来一遍的话，我还会这样去做②。”他在另一场合说道：“我感兴趣的是这 个团体行动后面的动机，它的希望，它的活动，更广泛些说，它的成员的政 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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