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着这些字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忧伤的预感? 我想，尽管我外表显得十分镇静，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为他的健康担着 心。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1954 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 医院。然后是在 1958 年秋，我又经历了焦虑①。萨特很侥幸地逃脱了一场大 病的袭击。从那以来，病魔的阴影始终威胁着我;医生们对我说，萨特的动 脉和小动脉太狭窄。每天早晨，当我去叫醒他时，我总是先急着去探查一下 他是否还在呼吸。我不是真正以为他会死去;这更多地是由幻觉造成的一种 反应，但这对我已意味着什么了。萨特的这些新的不适感使我可悲地意识到 一种脆弱，事实上我并未视而不见。
第二天，萨特基本恢复了他的平衡，并去看了他的常任医生泽登曼大夫。
泽登曼说需要作检查，他对萨特提出忠告，在下星期日去找专家诊断之前， 不要让自己劳累。专家莱布教授看了后也不能确诊。他认为丧失平衡能力可 能是由内耳或脑子里的毛病引起的。他要萨特作一个脑拍片，但拍片结果表 明没有什么东西不正常。
萨特感到疲劳。他的嘴里生了一个脓肿，而且感冒了，10 月 8 日，他终 于无比兴奋地把关于福楼拜的原文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 毛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旅行，想让他去福苏梅尔和其它工业中心，这样，
他可以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10 月 15 日，医生禁止他外出。泽 登曼还请了别的专家检查他的眼睛、耳朵、颅骨和脑子——不少于十一次会 诊。医生们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的功能严重失调(这半脑管说话)， 血管有一部分很狭窄。他不得不少抽烟，忍受着一系列大剂量注射。两个月 后医生又给他搞了一次脑拍片。这时他已经痊愈了。但他的身体再不能过度 劳累。事实上，既然“福楼拜”已经结束，萨特也没有理由再让自己劳累过 度。这时，他读手稿和侦探小说，根据初步打算，他还想写一个剧本，10 月 间他还为雷贝罗尔举办的“和平共处”画展写了一个前言。我们非常喜欢他 的画。在罗马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两天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 们同他的妻子——一个活泼的挺逗乐的的亚美尼亚少妇——会面时，我们也 非常喜欢她。以后一些年我们也常见面。他们是弗兰吉的朋友。弗兰吉是一 位古巴的新闻记者，1960 年他邀请我们访问古巴，后来他被流放了，因为他 反对卡斯特罗的亲苏政策。
① 参看《境况的力量》。
尽管病痛缠身，萨特仍然继续进行他的政治活动。正在这期间，警察突 然搜查了《人民事业报》印刷商西蒙·布吕芒塔尔的工厂。关于这次搜查， 我已在《言行已毕》中论述过。通过盖斯玛，萨特结识了格鲁克斯曼。他们 进行了一次谈话，其间萨特重申了他对法国工人斗争的分析。《人民事业报》 曾刊载了他的讲话。(这个讲话在 10 月 22 日由伦德冯克主持播出。)
10 月 21 日盖斯玛受到审判。在一次抗议逮捕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两位 编辑的大会上，五千人高呼：“上街去!”有几个演讲者向公众讲了话。但 只有盖斯玛遭到逮捕，这显然是因为他属于“无产阶级左派”;相反 27 日的 示威活动没有引起流血事件——C.R.S.使用了催泪瓦斯，示威者向警察扔了 螺栓，但没有一个人受伤。从这些情况看，人们预料盖斯玛将会受到严厉的 判决。萨特被传作证。萨特认为，与其在资产阶级审判法庭面前搞这套假正 经的玩意儿，他还不如到比昂古尔工厂同工人们交谈。资方不准他进入工厂， 共产党也在这天早晨八点散发传单，号召雷诺厂的工人对他保持警惕。萨特 站在一个桶上，拿着一个传声筒，就在室外向有限的听众演讲。他说：“要 由你们来评价盖斯玛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愿在街上作证，因为我是一个知识 分子，因为我想，早在 19 世纪就存在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今天应 该得到复兴。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总是存在，但一旦存在就能产生非常好的结 果。五十年来，人民和知识分子被隔离开来，现在他们应该再结合到一起， 应该融为一个整体。”
反对萨特的人下了很大工夫去消除萨特介入此事产生的影响。共产党人 反驳萨特说，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所以能得到保证，是因为有许多知 识分子是这个党的成员。然而盖斯玛却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
“萨特参与开办一家新报纸《我控诉》的活动，它的第一期在 11 月 1
日出版。参加编辑部的人中间有兰阿蒂、格鲁克斯曼、米歇尔、芒索、弗罗 芒热尔和戈达尔，都是萨特的朋友。这家报纸不是由左派战士来写，而是专 登由知识分子撰写的通讯报道。萨特为它写过一些文章。在第一期之后这报 一共只出了两期：一期在 1971 年 1 月 15 日，另一期在 3 月 10 日。莉莲·西 格尔是这家报纸的发行负责人，她用了森蒂克这个她未婚时的姓。《我控诉》 同《人民事业报》合并改为《人民事业—我控诉报》后，她和萨特共同担任 这份报纸的发行编辑。由于当局不打算逮捕萨特，她两次出庭受审时，萨特 都出庭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
萨特的健康状况仍然使我担心。当他疲劳烦恼的时候，他就猛喝一通。
他总是迫使自己做非常多的工作以致于十分疲倦。这样，一到傍晚，甚至有 时在白天，他都是昏昏欲睡。萨特在 11 月 5 日找莱布教授看病。莱布说，嗜 睡是由于服用治头晕的药引起的;他减少了剂量。11 月 22 日拿到另一个脑 拍片，拍片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以后，莱布教授让萨特确信自己已完全 治愈，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头晕病。萨特十分高兴。但他还有一个担忧的地方 ——他的牙。他想配一副假牙，但又为着一个显然是象征性的原因而担心： 他们安上假牙后就不能再对公众讲话了。但牙 科医生做得很成功，萨特也就放心了。
孔达和里巴尔卡的书《让-保尔·萨特的著作》出版了。这使萨特非常高 兴。萨特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12 月他主持了对煤矿事件的审判，这 事他也干得不错。
我在《言行已毕》中记述了这次审判;因为萨特十分看重它，我想在这 个题目上多说几句。1970 年 2 月，在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十六名矿工因煤 气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因为这家国有煤矿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一些身 份不明的青年为了报复，把鸡尾酒瓶扔进了矿井管理办公室，引起火灾。在 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警察逮捕了四名毛主义者和两名有前科的人。他们 将于 12 月 14 日(星期一)受审，而“红色援助”在 12 日(星期六)于朗斯 市组织了一个人民法庭。
为了准备开庭，12 月 2 日萨特在莉莲·西格尔的陪同下去矿工中进行调 查。他到了布律埃，住在一位名叫安德烈、与毛主义者关系密切的老矿工家 里。他的妻子在晚餐上准备了烧兔肉，这是萨特很不喜欢吃的。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吃了下去，为此而哮喘发作两小时。第二天，他会见了一位上了年纪、 在当地颇为有名的矿工积极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矿工。在杜埃市郊区，萨待与 朱利进行了交谈，他是前“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萨特很喜欢他， 但对他的好大喜功则不大满意。他还见了一位叫欧也妮·冈凡的半失明的老 太太，她的儿子和丈夫都是矿工，大战时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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