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7)
笑其实是不能提倡的。钱钟书这样层层深入地解剖，他写出，真正的笑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境界。也许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会有人理解。这就像佛经上所说的迦叶的“拈花一笑”。再推理下去，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呢?提倡起来的“幽默”就变成滑稽的小花脸表演。小花脸与幽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钱钟书一个字就道破了它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普普通通的词在钱钟书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最后钱钟书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通过小花脸的反面对比，使读者对“幽默”的理解又深化一层。我们对于“幽默文学”的理解也深化了一层，使得那些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成了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封自己为“幽默大师”吗?这是很难封的。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很多无聊的相声、小品，还有港台式的闹剧，其中的确有一些真有幽默才华的人。甚至达到艺术大师级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很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自以为“幽默”，而观众常常被他们搞得很难受。有时候我们笑了，不是因为他们演得好，而是因为他们演得很拙劣，我们发出了嘲笑。现在从港台、新加坡南洋等地传来一个词，叫做“搞笑”。现在经常用“搞笑”这个词来代替幽默、滑稽。什么叫“搞笑”?你想啊，就是说本来没有笑，去搞出一个笑来，去搞一搞，搞个笑。“搞”这个字的功能真是厉害，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南方同学，什么都是“搞”。比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就是“搞个饭来吃吃”;我们去看书，他说“搞本书来看看”;然后他晚上睡觉了，我说，“你搞个觉来睡睡”，他说，“这不行”。什么都可以搞，那么“笑”也是可以搞的吗?搞出来的笑一定就不好笑。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幽默，不知道他们的“幽默”是以什么做标准。在大家还没有入学的时候，你们也许听说过，北京大学曾经请著名影星周星驰来讲座。据说当时盛况空前，人山人海。大家把周星驰当作“幽默大师”。还有一次，北大某社团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王小丫同志前来讲座，也是盛况空前。很多北大同学认为，哎呀，王小丫真了不起呀，学问多渊博呀，你看人什么问题都会!我在这里没有贬低王小丫和周星驰的意思，我认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得很好，不愧是劳动模范。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只是想说，假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认为王小丫是学识渊博的人、认为周星驰是幽默大师，那，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幽默水平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六十多年前的人写的这个“搞笑”，写的这个“幽默文学”这样的文章，仍然可以促使我们深省，仍然可以发人深省。我们今天社会上有多少笑是真正从心灵中流露出来的呢?有多少是制造出来的?你可以心里有一个谱。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钱钟书《说笑》的第四段说：“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开头说，有人命令我写这个“幽默文学”，几乎要把这个当成我的职业，真是使人痛苦。“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钱钟书先生对马克·吐温的评价，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马克·吐温评价并不高。我也在一些讲座场合回答过我与马克·吐温的关系，当我表示我也不太看重马克·吐温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你算什么呀?你敢看不起美国人?”令我无话可说。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8)
“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每个民族的人可能都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留下某些特性、某些主要的精神气质。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德国人是最严肃的人，英国人是幽默的，说什么法国人是浪漫的，什么俄国人是懒惰的之类，只有中国人是深不可测的。只有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一天到晚在想什么。比如有人说在路上丢了一块钱，掉了一块钱的硬币，这美国人马上就会去打电话，“报告警察，我丢了一块钱，马上来给我找，我是纳税人，必须为我服务”，这是美国人的态度;要是英国人呢，耸耸肩膀就走了，“这算什么?没什么”;如果是德国人呢，就会把他丢钱的这个范围，纵横各划上100道，划成一万多个小方格，拿着放大镜，挨个去一个格一个格地找，以非常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一定要找到这一块钱，而且往往能够找到;如果是日本人呢，假装表面上没事，回到家里拼命地自我忏悔，自我谴责;如果是中国人会怎么办呢?中国人会说，“算了吧，谁捡到就当他是买棺材去吧”，这是中国人的态度。而这里钱钟书对德国人的评价那显然是认为德国人是没有幽默的，认为德国人是比较偏重于严肃的。而我们在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都看到德国人往往被塑造成没有情趣的。但是我也看到德国有很好的幽默文学，包括有很好的漫画。德国有一个布劳恩的《父与子》，不知你们看过没有，非常好的漫画。其实德国人的情趣是特别高傲的，英法他们的幽默是比较世俗的幽默。钱钟书接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要注意这一点，幽默的人首先要能够反躬自省。“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任何一种命题，要上升到对自己的一个反躬的评价上来，你才能够最后完成。“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这个第四段就是文章中“起承转合”的“合”，是做结论的部分。但是钱钟书做结论也依然是，我们看，旁逸斜出，挥洒自如。他首先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幽默成为主张和职业，就坏了。其实不光是幽默，很多事情都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一旦成为主张和职业，就严重地损害了这个事情本身。在座的大多数，我想，是抱着对文学的某种希望、梦想，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也是这样，当年我的很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大家本来是因为爱好文学而考入中文系的，没有想到，中文系误我终身啊。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职业之后，马上就减少了很多乐趣。首先是减少乐趣了，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了。别人看小说、别人看电影，是非常轻松的欣赏，你不一样，你看小说、你看电影的时候，总是心怀鬼胎，老想啊这是主题、这是结构、这是倒叙，你老想着这些东西，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你首先是一个职业变态者，就是说，任何东西变成职业之后，都有损害。啊，那怎么办?没办法，你已经上了贼船了，你已经被我们骗到中文系这条船上来了。是吧，你现在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首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想办法减少职业化的危害。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中文系很长时间，当了教授、当了学者，可能学问做得不错，但他慢慢地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职业了，他已经缺少了那颗文学的心。他的脑子里已经没有梦想了，他看到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喜怒哀乐了，他看到的都是那个庖丁解牛之后的部件，看到的都是骨头，看到的都是筋，啊，这是结构、这是反讽、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他看文学作品跟做数学题是一样的，最后呢，就容易泯灭天良。这一点不是夸张。在我们文学研究界，有大量的没有天良的人，而他并不是生来这样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职业化所导致的。我觉得一个人从事任何职业，都要小心自己这个职业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危害，就像发明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一样，我们不要等原子弹爆炸了之后，我们再去忏悔，其实人文科学界照样有一颗一颗的“原子弹”，害起人来也是绵绵无穷的。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这一点，我觉得钱钟书指出得非常及时。如果说鲁迅那样的批判呢，可能对方不容易接受，就讲“啊，你就把问题上纲上线提得特别高”，但钱钟书完全是从哲理的、从美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样的讲法更能被人所理解、被人所接受。因为你成了职业之后，就变成了与幽默的本质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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