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说笑》这篇文章能够使我们对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现象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幽默”和“笑”的意义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体悟，对钱钟书的创作风格有很鲜活的感受。也就是说，虽然文章不长，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启悟。而且对我们自己的写作也有多方面的启发。我曾经跟一些老师谈过，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我们当然有很多优点，我们每个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都是全国一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弱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气门”?怎么来评价?我想，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比如说我们没有写作课，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写作课，还有我们旗帜鲜明地不支持学生当作家，我觉得这是不是值得讨论和值得反省的问题?我们学生的写作，往往自己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摸索到大三，才把文章写得像个样子，而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文章经常不如理科生。应该要承认，是吧，我们的高考成绩不如理科生，就包括语文成绩，啊，因为90年代以来，中文系的生源已经不是最优秀的了。我上个学期给数学学院的学生上课，那是我们中国最聪明的学生，那都是国际上拿了奥林匹克金牌回来的，是吧?我说，大一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我们中文系的比不了你们。我讲课最后剩15分钟，我说每个人写一首小诗交上来，哗哗哗写完了交上来，我说绝对比中文系的写得好，中文系到大三才能写出这个水平来，那是因为学了好几年了。我想，我们应该除了学习这些什么理论啊、什么框架啊，学习这些东西之外，要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写作技能的训练。上了大学了，没人管你了，没人督促你了，干什么都行了，你的以后就靠你自己来塑造了。有人说老师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不对的，自己才是塑造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是由你自己来塑造。比如说，你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四年以后文章写得都不通，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的。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一个出版社，经常跟人家签合同，合同写得都是文理不通的，经常写什么“如果双方发生什么纠纷，不得互相埋怨”，就这种土话都往上写。我说这简直是给哥们丢脸嘛。
沉重的幽默：钱钟书的《说笑》(12)
所以说，我觉得钱钟书的文章对我们写作也是有很大启发的。不过，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到钱钟书这个水平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上去他是行云流水、轻松愉快，就跟你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一样，你看他演得轻松，那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达到这一步，钱钟书读了多少书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写杂文，喜欢写杂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比以前进步了，应该说气氛、环境都比以前宽松了，民主、自由的程度都比以前扩大了，这是应该承认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杂文好写，啊，这是一种误解。很多人以为，我写不了小说、写不了诗歌、写不了戏剧，我就去写杂文吧，啊，杂文不就是骂人嘛，骂人还不会嘛?所以这是造成当下杂文写作低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杂文是最难写的，因为写杂文需要一个全方面的积累。鲁迅为什么杂文写得好啊?是因为他什么都写得好，是因为他学问就做得好。鲁迅出道的时候都快40了，积累了多少年哪?是不是啊?就好像在华山绝顶练了几十年的功夫，然后突然下山来了，所以才武林中纵横无敌呀。所以他写杂文就像那个“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一样，那首先是因为他有成套的武功啊。鲁迅所写的这个《中国小说史略》，现在没有人能够超越呀;鲁迅写的这个小说，没有人能够超越呀。是因为你别的都写得好，你积累得特别多，你才能轻轻一挥洒就点到要害上了，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杂文来。而不要一开始动不动就写杂文，这样就会把自己这个文笔写坏了，也容易把人修炼坏了。这是给大家一个劝诫。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思索和探寻。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学问，你没有一个丰富广阔的内心世界，你是写不出优美的文章来的。我们当老师的经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是你要想，要达到钱钟书这水平，那得多少水呀。那得滚滚长江的一江水吧。我之所以在今天选择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钱钟书《说笑》这个文章呢，我开头已经讲了，就是想联系我们当前这个环境，谈一谈如何理解“幽默”这个问题。
我呢，想这样，在讲完《说笑》之后，我顺便谈谈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里通过三个影片的片断来谈什么叫“幽默”。我比较三个影片片断，我们看看，哪一个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幽默”和其他几个相近概念怎么区分。
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其中有一个场面是大批日军包围了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这是常见的场面，要他们交出八路军和粮食，其中这个日寇的军官就操着阴阳怪调的汉语很傲慢、很自负地问一个老大娘，说“皇军不好吗?”老大娘凛然高声说，“皇军好啊，你们杀人放火，你们多好啊”，这是老大娘的回答。那么请问，老大娘的这个话是“幽默”吗?我想不是。因为那个日寇军官他也不认为这个老大娘是幽默的，他马上就拔出了手枪。这是一个影片。还有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影片，里面有一个村民，他被迫给日军当这个“支应”，“支应”就是日语“招待员”，就是招待日军香烟茶水帮他们召集老百姓开会等等。而实际上呢，他表面上是日本人的“支应”，他实际上还是八路军的“支应”，是八路军的秘密“支应”。有一次呢，日军又让他召集开会，他就拿了一个破锣敲，一边敲着锣一边喊，说，“开会啰!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他故意把这个“不”字喊得特别重，“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这是不是幽默呀?这就是“幽默”。这的确是一种幽默。尽管这个幽默里面包含着一点愤怒，它跟前者的区别是什么?前者是正面对抗，老大娘的反话那个日本人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气炸了肺，“好啊，你骂我们杀人放火嘛，意思是说我们不好嘛”。这是正面对抗。而后者的这个话，它属于意识形态颠覆，是吧?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学术语，叫“解构”。日军是听不明白的。一个“皇军要”，“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还有一个“说是”，“说是不杀人、不抢粮食”，只有中国人才会听出里面的讽刺。那么这个日军，假如他汉语水平不错、假如说是北大留学生毕业，发生了疑问，那么他也完全可以解释糊弄过去，因为日本人的确是那么宣传的，他说，“你们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说得没有错啊，皇军是要宣传王道乐土啊，这没错呀。这不都是你们说的吗?”也就是说，他只道出了谜面，没有道出谜底，所以日军即使明知被骂，也不愿意承认，只能干吃哑巴亏。这个人他不是语言学博士，不是我们语言专业毕业的，但是他通过巧妙地增加和运用主谓语，增加了主语、谓语“皇军要”、“说是”，就把这个“王道乐土”“不杀人、不抢粮食”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宾语。对吧?在这里，“不杀人、不抢粮食”都成了宾语，宾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人民才是真正的语言大师。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许以后有研究语言学的，我希望各位研究语言学的时候，不管你用多么高深的理论，不要脱离人民语言实践。我们有很多语言学者，连街头老百姓的话都听不懂，打出租车连的哥的话都听不懂，然后每天研究汉语的什么化合价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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