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病痛。鲁迅从小身体不大好，他的父亲就是个病弱书生。鲁迅很不注意养生，吃饭随便，不定时，爱吃零食，起居无规律。胃病、牙病、气管炎、神经痛，长期折磨着他，看病和吃药，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年看病都达几十次。临终的十年前就大病过一场，鲁迅自称是“死的随便党”，只求活着的时候多工作，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晚年病重时，朋友他劝出国疗养，他都不听。日本医生须藤又误诊为胃病，耽误了治疗。换了一位洋大夫诊断后说，如此病人，在欧洲，五年前就死掉了。宋庆龄也写信劝他住院，但他不愿离开工作，只希望快点消磨自己的生命。怀着这种“拼命做”的思想，鲁迅终于在战斗中死去了，可以说是“战死”。病痛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往往也是很沉重的。
击落暗器如雨：鲁迅的痛苦(2)
三、鲁迅思想方面的痛苦
1，群众的麻木。从《药》这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对麻木的民众那种说不出的痛苦。留学时期那次著名的幻灯事件，成了鲁迅的心理情结。日俄战争进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被当成俄国侦探枪毙，周围的中国同胞没有表情。对“看客”问题的思索，促使鲁迅弃医从文，拿起了灵魂的手术刀。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是学医出身，比如郭沫若、孙中山。这些先觉者的苦痛，来自于中国思想革命的艰难。当你发动农民革命时，农民却往往说没有受过地主剥削。大家都把一切当热闹看。鲁迅的思想是永远超前的。真理不能说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可以说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而鲁迅这样的首先发现了真理的人，就要忍受不被众生理解的大痛苦。
2，敌人的污蔑、压迫。梁实秋等不负责任的文人，攻击鲁迅是“拿卢布”的，这不是严肃的论辩，而是卑琐的诬陷。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有的人就探询是在影射谁。鲁迅的著述经常受到当局的查禁。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仅剩下16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举。鲁迅说：“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3，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和压迫。创造社的年青革命家们，批判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一些革命青年，对鲁迅忘恩负义，使鲁迅渐渐怀疑起早年信奉的进化论。在“左联”这个进步的文艺团体内，鲁迅发现了“奴隶总管”。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可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压迫，是不好公开的，也是不好发泄和抗拒的，所以这种痛苦使鲁迅遭受了深深的“内伤”。
四、鲁迅对痛苦的转化
鲁迅的伟大，不是在于他遭受的痛苦多么深、多么大，而在于他能够将痛苦转化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理论的吧。鲁迅善于自我解剖，在严格与严肃之外保持了宽容的心态。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不宽容的，因为他在《死》中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其实这只是思想上的一个表态，他说不宽恕，可是他无权无势，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他压迫过谁?损害过谁?其实在生活中，他是很宽恕的。鲁迅的《呐喊》题词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如果单单沉溺于痛苦，鲁迅早就气死了，他的智慧和他的度量使他把痛苦转化为丰富的人生内容。
对群众，他是理解和同情。比如对祥林嫂，不能说没有地狱。祥林嫂虽然迷信，但不可为了破除迷信，就否定了祥林嫂的唯一希望。所以鲁迅说“迷信可存，伪士当去”。母亲爱读张恨水的小说，他就经常给买。母亲不懂他的小说，他也不急于“启蒙”。而今天那些到处给别人灌输民主自由法制市场之类“真理”的自以为启蒙家的人，往往是既无学问也无德行的伪士。
对同志和战友、亲人，他是谦让，忍让，包括对爱人许广平，不能够相互理解之处，他就自己化解。许广平回忆，鲁迅生气时躺到阳台上独自承受，儿子海婴也跑去模仿。这很像受伤的狼隐到密林里，自己舔舐伤口。他与凶猛攻击过他的创造社等人后来也和解了，联合了。他对左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很反感，但是对左联的解散非常惋惜。用我们长期流行的政治话语说，他是把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区分得清清楚楚的。
击落暗器如雨：鲁迅的痛苦(3)
对敌人，鲁迅的态度是“严打”和轻蔑。在战略上，他是藐视的，像恩格斯纪念马克思说的那样，像对待蛛丝一般，轻轻抹去敌人喷射的污秽。在战术上，他又很重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论战上了。对那些支持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人，对那些叛变革命后又来侮蔑他的人，他愤怒地然而又是轻蔑地予以揭露、驳斥，坚持“痛打落水狗”的立场，不肯“费厄泼赖”，因为恶狗上岸后还会咬人。鲁迅以革命青年的鲜血为例，昭示人们不要上当。辛亥革命中绍兴的革命领袖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烈士的凶手，但是又放了，以表示革命的宽容，可是很快那个凶手就帮助袁世凯杀了王金发。再如民权保障同盟事件。鲁迅、宋庆龄等呼吁释放政治犯——今天我们也已经取消了“政治犯”。而胡适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言论，等于说政府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自由。鲁迅对这类言行是坚决反对的，不留情面的。敌人又恨他，又怕他。一个人活在世上，有人爱他有人恨他，这才说明他活得有价值。他的对敌姿态是举重若轻。他一生没有真正的敌手，酷似金庸笔下的大侠独孤求败，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什么“洋场恶少”、“革命小贩”、“资本家的乏走狗”，经鲁迅随便一用，都成了特有的名词。
由于前后受敌，所以他采取了“横站”的姿态。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称他为“横站的士兵”。鲁迅以大侠风采，在枪林弹雨中东挡西杀了十八年，可以说是壮哉、快哉。
对痛苦最重要的转化方式，是写作。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他笔下人物的痛苦，很多是他自己的写照。比如《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深夜在旷野里惨伤地嗥叫，这是“北方的狼”的意象来源。比如《铸剑》里的黑衣人，反对“同情”和“怜悯”，用独特的方式孤身向统治者挑战。鲁迅通过写作，既服务了社会，也解脱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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