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末年有这么一件事：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被朱元璋消灭，钱鹤皋散尽家财，只想到起兵为张士诚报仇。钱鹤皋有个女儿叫钱莲仙，十八岁，才貌双全，人见人爱，钱鹤皋担心她无依无靠会遇上灾祸，受恶棍色魔、狗官鼠吏摧残，基于同样的“良好动机”，他在地下建了一座石头房子，囤积三年的粮食，让女儿住在里面;实际上，是将女儿活埋了。
钱鹤皋对女儿说：“三年之内，我打败朱元璋，攻下南京，就接你出去。”没多久，他兵败被杀，这莲仙，就只好在地下石室过日子，孤独无告，彷徨无助，一天，两天，三天……
如果有一天，你挖地挖到她，她一定会向你哭诉：“我父亲是个大乌龟，他不应该这样削夺别人的生命!”
要人权，也要猫权
读者来看大白灿，以为这只猫是店员，总守在门前迎客。
开店，曾把阿灿安置在阁楼，他聋，但嗅到人味，会跑到楼梯探望，不管来客是光临，还是光顾，一概“喵呜哇!喵呜哇!”地破口大骂，骂走了人，仍旧盘成一个大毛球，在安乐椅上死睡。
我是一九九九年收养这头小畜生的，一直当他是人，他也当自己是人;阿灿要做一个四条腿走路的长毛人，没有不妥;不妥的是：他要有人权，也要有猫权。
我在店里摆了一盆文竹，十块钱买的，本来不是什么宝物，但要种出那么一点生动的……气韵，不容易，细心浇灌，绿茸茸的细叶上，终于叠起了一蓬蓬青翠，远看如烟似雾，近观，秀美如青鸟的羽毛，搁在老旧的茶几上，真是雅得要命，雅得见者心惊。阿灿，对这种观赏植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他作为一只猫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新叶，是用来吃的。
乘我不察，他就从阁楼跳下来，把葱翠的吃掉，留下一堆老叶，伴着一盅茶叶。
我暴跳如雷，他一脸轻蔑，“喵呜哇!喵呜哇!”连发恶声，走开了;等新叶长出来，又悄悄去吃。
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吃，就不能有一点“文化生活”?要吃文竹，我可以买，那起码比“猫草”便宜;但我这一盆，是用来点缀这家店的，没有了这一蓬新绿，我这家店，就死气沉沉，就没有生意，“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生意?”我问这只聋猫;他聪明，知道在我清醒的时候扮乖，乘我熟睡作怪;不靠嗅觉，他可以从一罐罐的五香肉丁里，认出自己心爱的猫罐头，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品味”，叫“情趣”。
“你继续作恶，我就将你人道毁灭。”自从知道澳门有个地方专门替人处决猫狗，我就心安理得，从容面对挑战。
悲情动物
读者爱看
“读者爱看”，就有“新闻价值”?不敢苟同。
且不说这“读者爱看”是真的爱看，还是报刊编辑忖测的爱看，这样的推论，本身就很有问题;比方说，我是“读者”，我“爱看”娱乐版编辑洗澡，很明显，这就很有“新闻价值”，很值得这个编辑把自己的美态或丑态拍下来，捎回编辑部，当头条。
好了，这时候，你会说：“编辑没有名气，有名气才会有‘读者爱看’，才想知道这个名人的一切，包括她怎样洗澡。”于是，针孔摄录机，就可以悄悄伸入这个“名人”的浴室，不惜一切，要拍到一个光屁股。
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光屁股”，才有“新闻价值”。
因为“读者爱看”，报刊老板和编辑的权力，可以无限膨胀;只要财力雄厚，可以派上百人包围你的房子，用所有高科技器材对付你;不是为了发掘什么“真相”;不是为了揭发什么政治丑闻，纯粹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名人用什么样的厕纸，“读者爱看”这个名人有没有良好的大便习惯。
最不堪的实例是：记者，在舞会里专门偷拍女人裙上的经血;编辑，专文推介这几点著名的秽迹。
只要界定为“读者爱看”，就可以不惜一切挖掘;于是，读者，给一点点丑化了，没有人再会尊重这种报刊的读者;因为，读厕纸人的，最关心的“文字”，只是裙子上那几点血。
大家都在合力羞辱自己。
说氹仔
我最早的一个家在氹仔，春天，官也街都是燕子掠地飞;那年头，“氹仔”，好配合那样的乡土情味。“氹”，按《中华新字典》说，同凼，即塘。氹仔，就是小池塘，是水洼;洼藏水，水为财，添个仔字，谦虚点，是好的;然而，电脑时代来了，问题，也衔尾来了。
键入仓颉码弓山水，就“函”和“弢”跳出来;常用的中文软件，竟都没有这一个“氹”字!另装“不常用字软件”，或者“造字”，问题算解决了;但只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发电邮，人家没这种设备，出来还是一堆怪码。
读周刊，竟有把“氹仔”刊成“(乙水)仔”的;排版员临急南水北调，水在乙外，大家虽能意会，但水去，则塘干，不是吉兆。电脑程式的设计员，原来都是独眼乌龟，都忽视、甚至歧视氹仔人，半点没为氹仔日增的文书往还设想。
氹仔，作为地名，不能说有问题;起码，问题没蛇口和江门那么大。我到蛇口，总觉得会让蛇吞噬;江门没去过，不想去，但每回听说江门要搞清洁运动，就喷饭;遇天气女郎报告：“江门，二十八度……”就觉得她搞错了;医生说，正常温度，该是三十七。
氹仔，意为水洼，有了歧义，书写和言传，就可能闹笑话;大雨过后，氹仔烂地多氹仔，氹仔映出浮动白云，正也反映氹仔和氹仔人悠闲的特性;但很不幸，一个氹仔深不见底，氹仔人误踏氹仔过溺，氹仔消防车急驰氹仔施援，无奈氹仔人脱离氹仔前受惊过度，从此，再分不出氹仔和氹仔……
当然，这是我杞人忧天，但古语有云：“氹仔浸蛟龙。”如果你大名蛟龙，比方说，叫戴蛟龙，到了氹仔，难免就会浑身不自在，终日觉得湿淋淋。过江龙日多，要创业，不妨来卖抽湿机，或者开干洗店。
我不是说文学该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但写乡土，宜用清淡文字，像遇上无污染海鲜，清蒸，才是上算;写城市，城市浮华，精致，但腐坏多杂质，不妨用沸油煎烹，通篇璀璨浮华，才跟火烧火燎一座欲望城相匹配。
“氹仔”这个词，是属于乡上的;氹仔旁边，该点缀吃草的牛;但氹仔没有牛，有赌场，当铺，还有白俄女子、台湾商人和大陆嫖客，交流频繁，氹仔，凸显不出这“国际性”。
澳门多山多水，本来是乡土;但乡土，经年修饰，会“雅化”为“园林”，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是分不开的。我写过一部叫《雪狼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氹仔的嘉谟公园，改编成音乐剧，张学友演的胡狼，就是嘉谟公园的花王。
嘉谟公园红树林前那几幢葡式华屋，曾搬到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的舞台，不过，在小说里，我从没提过“氹仔”二字;不是这两个字丢人，这两个字很好，只是跟“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格格不入;这乡土的方枘，实难周旋于园林的圆凿之中;于是，刻意让地域模糊;但越模糊，心头越有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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