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历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并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借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2)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发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三百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周恩来总理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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