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怜的我也只能从营部跑回团部。大半个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双脚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
我呼出的气息喷在脸上，头发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时，我结了霜的头发，苍白的脸色，茫然无神的眼睛，使我像一个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我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来请我。赵自立事隔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当时本来就是两个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说过一两句话，还是我不愿听的话，也就见过一次面，去请人家回来，凭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不仅是不好意思，他还觉得去请一个生人回来跟自己过日子，特别扭，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没办法。因此，既然是组织介绍的，还得要组织出面。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就是要配对象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
妇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追求的，是自愿的婚姻，不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无论怎么说，我死活也不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也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这么一片戈壁，这戈壁上就这么一些人，无论自己是否与人家同房，但在别人的意识中，我已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这种选择对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还能选择谁呢?
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到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1)
由于自己的奋斗，我在1953年由战士提为排长。这在当时的女兵中，进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时，我也只是个副指导员。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为这荒原，为新疆这片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军节那天，营长对我说，钟排长，我营机枪连有个排长，也是劳模，你们俩挺合适的，排长配排长，劳模配劳模，应该是一个好姻缘。
我在部队已整整待了两年，知道营长的话绝不是玩笑，就说，多谢营长的关心，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即使要结，彼此也得有个起码的了解。
结了婚再了解也不迟。今天过节，部队休息，营里刚好要主持一次集体婚礼，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你去准备一下，那排长我负责通知。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
营长见我要说什么，于是果断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为你考虑的事情不会错。他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我……我绝望地说出这个字，就说不出后面的话了。我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才在心里喊出，我!不!愿!意——
但我却不得不按时到营部去，这是军队里的规矩，任何人都得服从，当我到营部时，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媳妇时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历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迹，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历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哪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叛逆，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我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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