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材，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如有单独接触和交往，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真正的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密。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蹋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学员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族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族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欲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她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1987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词，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岳苍苍，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难忘。
胸怀祖国，建设新疆，
饮天山水，食戈壁粮。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婵娟千里，相祝寿昌。
石城乡友，济济一堂，
开怀畅叙，共谱华章。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
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参军时，也是买了厚底鞋，然后再在里面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强够了身高的。我的进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亲原在飞机制造修理厂工作，后来，工厂从湖南搬到贵州，父亲失业了，为了谋事，他曾经想到新疆谋生，已经到了酒泉，因实在忍受不了那无边荒凉带来的恐惧，半道折回了。这些，他跟我讲过，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梦想。但他没有成功。他总想着女儿肯定会在某一天像他一样逃也似的跑回故乡来。可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在新疆。
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新疆，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谁的人生又总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原来有首歌谣，我唱给你听听吧——
走长路，出阳关，
不怨爹，不怨娘，
只怨孩儿腿太长，
一步跨到新疆来，
又割苇子又打狼……
我入伍后，一直在兵团后勤部财务处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动要求调到了安集海。
我当时的想法与很多人一样，越艰苦的地方越光荣。
安集海当时是够艰苦的。我到达那里时，正是隆冬季节。那是一个新垦区，在水利工程处的指挥下，上万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人马负责挖渠修水库，另一路人马负责开荒造田。水利战士们住帐篷，喝雪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开荒部队则正集中火力猛攻肃州户等地，他们睡地窝子，喝盐碱水，跟古榆、红柳、梭梭和芦苇较量。那里除了干部，其余的全是劳改人员;有二十多名妇女，都已结过婚，她们住在几顶帐篷里。没有结婚的就我一个，我就自己挖了个小地窝子住下。没门没窗，劳改人员又那么多，我睡觉老睡不踏实，就在门口放了两盆水，心想若有不轨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响动，就会被惊醒。
那些天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凌晨两点钟就得起来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劳动不到半年，体重就减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当兵时的三十五公斤——当年，由于体重不够，不能当兵，我跑到湘江边拾了两块石头揣在衣兜里，才够了体重。
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渠和总干渠，接着又一气呵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库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时间，十几万亩荒原就变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开发安集海的第一场战役胜利结束，新华社立即将这一消息通告全国，“我国最大的一个以植棉为主的农场，正在新疆著名产棉区玛纳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区建成，面积四十二万多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对此做了记录，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
追忆往事，我总是不胜感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只知道真拼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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