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个当兵的。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系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hushi查看。hushi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hushi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hushi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hushi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2)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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