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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_卢一萍【完结】(69)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复生产。”

  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

  1958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

  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

  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

  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1952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工作,然后调到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舍,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

  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

  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王艳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2)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时,参赞大臣阿桂就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乾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是因为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这里后,托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会变成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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