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一个没有在边境生活，一个没有深入地沿着国境线走过的人，是很难理解“国土”和“边关”这两个词语的含义的。它们是如此具体和直接地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和尊严。你也许可以把一块土地转让给别人，但你却不可能把一寸国土割让给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人类是如此“小气”。
在一八五团阿黑吐拜克，有该团的一个生产连队，也有新疆军区的一个边防连，我曾跟随连队的官兵去界河清理过越界的树。
“越界的树”是指长在界河两岸的树，因刮风或自己的长势以及别的原因倾倒向对方，在关系紧张时，可视为侵犯主权;和平时期，上不了这样的高度，但也必须定期清理。
清理前，双方的边境会晤站先要会晤，通报对方，约定清理开始的时刻，需用的时间，去多少人，等等，为了使双方的军人不照面，还得错开时间。
连队的官兵到达现场后，先布置好全副武装的左右观察哨，然后，连长指挥锯树。锯树时不能越过界河的中心线，断开的树冠则要用绳子从对方那边拉回来，对方亦然。
即使会晤过，对方仍会派潜伏哨，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同时，对方还故意让军车吼叫着，示威似的来回跑。这些无非是在提示你——
请勿越界!
树小的还好办，有些大的树冠要好几十个人才能拉过界河来……
从那里我就知道，国家主权赋予边境每一滴水、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以特殊含义。它们国籍分明，不容侵犯。如果把它们置于别的地方，它们会十分普通，但在边境，它们却在静静地承载着两国边界的一切：战争与和平、敌对与友好、野蛮与文明……
现已离休的原农十师师长庞德润的爱人田梅珍是1951年从湖南株洲市入伍的，她曾给我讲述过她曾在边境战洪水保国土的故事——
那是1998年4月23日，阿拉克别克河河水暴涨，冲毁了界河我方一侧的水利设施，使洪水沿喀拉苏河呼啸而下，造成界河改道，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被分割。如果喀拉苏河成为新界河，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将丢失。“国土一寸也不能丢!”农十师调集各单位人员，当地驻军派出兵力，与一八五团的职工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洪水中奋战了十六个日日夜夜，筑起拦洪大坝，迫使汹涌的河水回流界河，确保了国土的完好无损。那次抗洪保国土，除国家、自治区、兵团拨出专款外，仅农十师和一八五团就投入了四十五万元的资金。
这是大的洪水，平时在界河边垮了哪怕一小块地方，都得把它补起来。在那里，土地是无法用金钱估算它的价值的，就像尊严无法用金钱买到一样。
现在，你到达那里，如果没有看见边界上的铁丝网和高耸的哨楼，你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田园。的确，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过去，现在边界划定后，这里已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是时间和理性战胜了对峙和冲突，但作为生存在这里的人，有一种东西却是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凶猛的蚊虫。这里是世界“四大蚊虫王国”之一，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千七百多只蚊子，在这里生存的人，无不“谈蚊色变”，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战争投下的阴影，这里其实不宜于人们生活和劳作，但当年，正是为了守住这一片国土，农十师在这里建立了农场。
一八五团的蚊虫大致有三种，即蚊子、小咬和小硬壳。小咬也叫蠓，它们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最为猖狂。这里酷热难当，但人们却穿着厚厚的衣服，并扎得严严实实的，头上都带着自制的防蚊帽，一个个像蒙面大侠。这其实就是为了防蚊子的，防蚊帽只能用纱布做才能看见东西，但小咬仍可从缝隙中钻入，咬得人皮红眼肿，火辣辣地难受极了。后来，大家用了好几层纱布也不行，最后，只好在纱布上涂上柴油，用强烈的气味熏走无孔不入的小咬，但人们也因此付出了脸被柴油烧伤的代价。
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火野草，让烟把蚊子熏走才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一般蚊子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又鸟)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又鸟)、小鸭子轻易就被咬死，活不成。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拿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虫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1)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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