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
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1)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到达迪化，我先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二师农业试验站。
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
进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地方。
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原来出身于52书库，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2)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
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但我还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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