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2)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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