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不知道。
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1)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疯了。在看到新疆军区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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