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3.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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