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大文学家李梦阳替韩文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皇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弹劾“八党”，下内阁议。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正好宦官内部有想铲除八党的王岳等人，事情遂得以推动起来，正德让王岳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排到南京。若果真先疏离，再清除，刘瑾等就消失了。但刘健，谢迁等则坚持必须杀了他们。焦芳密报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皇上感动，刘瑾又说：“害怒侪者王岳。狗、马、鹰、兔，王岳献过没有?现在单追究我们。”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正德大怒，即刻命令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管，辑查朝臣。
次日，即1506年10月28日，群臣早朝，大太监李荣出来告诉大学士和其他廷臣，皇帝说刘瑾等把皇帝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以后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大学士们自然知道个中含义，便集体提出辞职，说“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说的既对且好，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会被感动、说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东阳得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圣旨下：“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勿再辞。”
李送他们时，涕泪涟涟，刘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李默然难言。因为李在倒“八党”活动中，态度不那么激进。所以刘瑾在前朝老臣中，单留下了他。一个不留也有点“不象”。李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弥缝”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旧臣除了李东阳几乎都被罢免了。
3.文官罹难
极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交章请留刘、谢。上次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御史赵佑，朱廷声，陈琳等先乘灾异求言之机，上疏:乞置刘瑾等于法，汰革额外冗员。遵遗命，信老成，重无大小，必咨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后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开而上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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