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8.动转得势 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 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体不决定文章的价值。
阳明那些信的内容不好转述，现在也无多大必要转述，基本是上述语录的精密阐发。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致良知”了。这一时期，他还有一个必须介绍的节目，就是坚持静坐又提倡必须事上磨练。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始学工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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