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学者，必须讲规矩。 他在《教约》中规定得明明白白：每天早晨必须来一套“三忠于”“早请示”的功课，诸生务要实说：爱亲敬长的心是否真切，一应言行心术，有无欺妄非僻?教读时要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位就席学习知识。对于歌诗、习礼都有一套方法。歌诗不能躁急、荡嚣、馁嗫，目的是为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每月的初一、十五，他的书院还要会歌。习礼，要澄心肃虑，目标是为了坚定德性。先难后获，不能上手就潇洒，那就成了良知现成派。
阳明本人是相当潇洒的，是比魏晋中的真名士还玄远、机趣的。
譬如，他和学生一起出游，看见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一个学生说“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阳明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闭塞了，不得发生耳。”
这个还流于说理了，最典型的例子， 也是他那唯心主义的铁证：他跟人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4.曲成万物
等到朝廷有了难题了，学生推荐他的后门才走通。 嘉靖四年广西田州「今百色、田阳、田东」的土司岑猛屡次侵犯领部，又不听征调，领着土著与汉族政权作对。朝廷派都御使姚镆去征讨。用了一年多天气，姚镆攻杀岑猛，田州改设流官。朝廷也论功行赏完毕。但岑的余部卢苏、王受等复起。姚镆又纠集四省兵力征讨，许久不见效。巡按御使石金“论”了一本，朝廷决定派新的能员摆平此事。桂萼本来不同意用阳明，碍于张璁的面子，勉强委派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给他处置事变的全权：该剿该抚，设流官土官，随宜定夺。还要处理前任的功过。最后叮了一句，不许推辞。
阳明还是推辞，上了一封情词沉挚的谢绝书，说自己痰疾增剧，若半路死了，就坏了国家大事。而且土官仇杀，其势缓，不象土匪啸聚时刻都在涂碳生灵，容易调停。姚镆老成，一时利钝，兵家常事;石今所论，也只是激励姚善后收全功。他建议朝廷委姚全权，给他时间。若最后还是不行，他向朝廷推荐了两个人。
不能说他滑，只能说他有曲成万物的良好愿望，不愿意生事，不愿意结怨，也忠君体国。但这其中也有官场规则的狡黠，至少朝廷把这视为一种要价。很快就让姚退了休，敦促王尽快上路。
他此时的日子、如果他不出征还将继续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夏日游阳明小洞天...》」新的抉择使他有些两难。
他并未朝闻旨意连夜出发。经大礼议产生的新班子让阳明深为忧虑，前些时因他父亲被弹劾事，他也有些伤心。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学事业规模日起，他一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用心学代理学的工程刚刚有了眉目，他虽反对搞神秘的预测，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他不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之类的话，但他怕他死后学说会发生先俗后杂的变化。对于事功，他还是有兴趣，老死牖下，不是他的心志。他毕竟才五十六岁。
六月下的委任，他八月才决定出征。他隆重地写了一道学规，名为《客坐私祝》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 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 ，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鼓 动，以益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 ;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
这道学规曾被许多书院刻石立碑的加以“引用”，如保定的莲池书院现在还存有阳明手写体的这道学规的碑刻。但是他所警告的现象， 在王门后期的各地的书院中时有发生，被当地的正统道学家们嫉为洪水猛兽。 他一生都在与玩性格进行斗争。一首编年不明的诗的结尾说：“相思不用勤礼札，别后我言在订顽。”即使不是这一年写的，也可以移赠他即将告别的学生。
九月初八，他离开山阴--永别了山阴。他坐船从姚江面上往下飘流，他没有永别的预感，但应当并不平静。对于他即将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一点也不愁。但，他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宝贝，还有那个在他家尚未站稳脚根张夫人，肯定是他的愁肠。这些均无诗文可证。
可见的阳明依然只能是思想家的阳明--他离开越城的最大的故事就是“天泉证道”了。
5.天泉证道
时间：1527年夏历九月初七，即阳明启程的前夕。
地点：王府前不远的天泉桥。
论辩围绕着阳明的四句教而展开。这著名的四句教是：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甲方：王畿，主四无说;乙方，钱德洪，主四有说。
阳明的最后裁决是，打并为一，有无合一。
王、钱二人都感到有统一宗旨的必要了，现实的原因是先生一走，这里的实际主持就是他俩，如果他俩不统一就无法统一别人。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都感到心学的内在理路有出现分歧的张力，必须明确个“究竟处”，才能确定而明晰地纲举目张。 王畿认为老师的四句教，还不是“究竟话头”，他要再向前推进， 他说：“心体既然无善无恶，意也就是无善无恶，知亦然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钱德洪说四句教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习染日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格致诚正修，正是复那本体的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
王畿说：“先生立教随时，四句教是所谓权法，不可执为定本。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应该觉悟到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易，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且只有无心之心才能藏密，无意之意才能应圆，无知之知才能体寂，无物之物才能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己，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这就是所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心意知物一起都有了。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钱德洪说：“象你这样，就坏了师门教法。”
就个人的学术个性而言，王在慧解上有优势，他也被后来的学者指为禅，他的主张也的确象禅宗的祖师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究竟话头就是“四无”，用邹守益的概括则是：“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三」 钱在笃实上有优势。他的主张则是渐修法，强调时时“为善去恶”的复性工夫，类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所谓“四有”其实是别人的概括，因为他不敢动摇老师的心体无善恶的基本原则，他与畿的争论仅围绕着后三句，他强调了意有善恶，于是知与物作为意的发动流行便不得不有善恶。严格地说，他只强调了三有，在理论上就不象畿那麽彻底。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觉得必须做工夫、渐修，不能象禅宗那样把桶底子也参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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