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讲会更是不可数计。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18」。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学阳明学。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愿变成了现实，他要成圣的志向也变成了现实。他真不朽了。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宗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展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脚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只变成了养神。再说王学末流的讨厌程度与东林末流的讨厌程度都出后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气质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称之为戾气，庶几近之矣。在粗枝大叶的外国人看来，什么理学、心学;东林、阉党都是东方学。
阳明获得官方的最后、最高的认可，到了万历十二年，由毫无心学气质的古板宰相申时行提议将两路心学大师陈献章、王阳明入祀孔庙。起因在于万历皇帝觉得阳明学与朱子学“将毋同”--“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老申的论证很简明，先排除说他们是伪学、伯术的胡说--“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辩”，再说立门户，他说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门户，阳明的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不能单责备阳明立门户。第三是所谓心学是禅宗的问题，他说必外伦理、遗世务才是禅，而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再说怕崇王则废朱也是不对的，朱子学当年不因陆九渊而废，今天会因王而废了吗?他以上的论证都是相当常识而平庸的，最后他说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让阳明入祀孔庙，就可以让世人明白儒学之有用，实学之自得，大大有功于圣化。还是因为推崇王学有实用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学的确是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好东西。因为老申没有为王门竖旗杆的义务。他倒有点我大明入祀孔庙的只有一个薛 ，不足以显示文运之盛，这样虚荣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万历皇帝曰“可”。于是，阳明从形式上也成为他一向为之奋斗的圣人。入祀了孔庙就算正式的圣人了。
《春明梦余录》卷21讲将王、陈，还有胡居仁从祀孔庙时，回顾了当初朝野对阳明的审查、批判。当时有人觉得赏阳明个伯爵只是一时之典，但让他入孔庙是万世之典，断断使不得。重温了当年嘉靖对阳明的严厉申饬：放言自肆，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然后，又点明为什么当时严厉申饬，今日「即申提议时」入祀，却无一人言及，因为良知之说盛行了也。这也是申时行说王学有用的缘由。
自然入祀之后还是可以再踢出来的。这种人工的纪念碑不如心头的纪念碑长久。
3.巨星陨落
阳明不知道身后的这些时毁时荣的麻烦事了。人都只能活在现实的感觉中，活着时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后大事也成了小事。
他给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后，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还想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宁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两脚因长疮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轻时脸色就是绿的，思田之行，虽不费心却费力，关键是水土气候成了催命鬼。后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回绕。还是不断地回信，解答学生的修练心学的疑难，帮他们找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微妙之处。如聂豹问怎样才算勿忘勿助?因为一着意便是助，一不着意便是忘。阳明的办法是先破后立。问，你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然后说我这里只说个必有事焉，而不说勿呜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只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只做得个沉守空寂，学成一个痴呆汉。事来，便不知所措。这是最可怕的学术误人。
他在离开山阴之前，与周冲很深入的阐述了“致良知便是择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间有过不及，即是不致良知。”关键看立心有差否，必须“正感正应”。有些意思只要晓得便了，不能张皇说出来。生铜开镜，乃是用私知凿出。心法之要，就是执中。而且讲得圆活周遍，到那耳顺处，才能触处洞然，周流无滞。不然则恐固执太早，未免有滞心。“以有滞之心而欲应无穷之变，能事皆当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难免夹杂、支离，自己把自己搅糊涂。再好的意思一旦耽着，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节、陈献章耽着于静观，卒成隐逸。向里之学，亦须资于外。「吴昌硕保留的阳明与周冲的讲学答问书，是阳明晚年化境的体现」。
几乎可以说，后学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预料到了，也想对治之。但他象任何圣人一样不是万能的。现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漓江上航行，路过孤峰独秀的伏波山时，对素有“伏波胜境”之称的美境无大感受，他只勉力进伏波庙去朝拜了一番，因为他十五岁时曾作梦梦见过这位对付少数民族而立功的西汉马援将军，他觉得这预示着他必定得来这蛮荒之地平定变乱，以了结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时，他觉得眼前所见与四十年梦中所见一模一样。
他还题诗两首，说自己不能社会危机非常惭愧。而且“胜算从来归廊庙”，不要谈自己的贡献;不用杀伐建立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上古的感化原则才令人向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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