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去看看金瑞。王玉兰说不必了，他一个晚辈儿，没来看您就已经是很失礼了，哪能劳驾您去看他?只是他这病，不能累，每天限制饮食，按定量吃饭，一天粮食超不过半斤，他这人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酒，每顿那二两二锅头是必喝的，任谁劝也不行，喝了就躺着，躺着就睡，一整天一整天地黏在床上，倒是省了鞋。我说，得按时吃药，没有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出现并发症就晚了。王玉兰说，他吃的药跟喝的酒都对冲了，等于没吃，现在治糖尿病的药都特别贵，有钱的人才得这种病，医院就把药价提得高高的，金瑞是既没有公费医疗又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一切花消都得自己干受着，这也是命了。
看来，他俩的生活仍是很拮据，那英俊潇洒的儿子，那明媚舒朗的南方儿媳，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来。
我还是决定去看看金瑞。
这日没事，就坐了车来到东城的九条。
九条的房屋，“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归还房主本人，金五爷已死，此房当由他的儿子继承，这么着，金瑞就由戏楼胡同的老宅搬到了九条，搬到了属于他的那几间北房。用我们家老四的话说，是金瑞有傻福，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逮着了!说也亏了老五一头栽在后门桥没起来，老五要再活几年，这几间房也留不住，到不了金瑞手里。老七说，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金瑞正没房，就落实政策了，该着金瑞有这一步，老五再浪荡，终还是积了些阴德，干了些好事，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给他送葬，也不会有今日这房屋的退还。
金瑞在众大爷的议论中，带着妻小不动声色地搬走了。
我从来没来过九条，我们家那几位爷大概也没来过九条。虽然父亲在这儿买了一院房，我们家老五在这儿折腾了一个够儿，而作为金家金瑞以外的人来这儿。我怕是第一个。
进胡同西口没走几步就见路北有两棵大槐树，树有年头了，用铁栅栏圈着，这算是上了册的。被列为保护对象的古树，全北京，这样的树屈指可数，实在是不多了。树边有大门，敞着，里头建筑一览无余，房不少，多已翻建过，杂乱无章，想必就是川岛芳子的宅院了，听我们家里人说，川岛芳子当年就是从这个院里被逮走的。逮川岛的时候，我的五哥还活着，作为邻居和亲戚。他一定看到了当时那一幕，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则从院落想到了川岛留下的那只叫做三儿的猴子，想到了舅太太，如今三儿和舅太太都已经不在了……我从已经破败的院里企图看到让我五哥为之羡慕的亭榭山石，但已不可能，北京平安大道的修建已将院的后半部全部推平，轰鸣的挖土机正在屋后挖，挖……至于旁边珍妃的娘家，也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学校。
学校对面的红门应该就是金瑞的家。
门的下部包着吉祥图案的铁皮，上部有门环，两侧有石鼓，旧归旧，却一点儿没有损坏。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进去，迎面是个砖雕影壁，上面那“鸿禧”二字还带有明显的黄泥痕迹，想必是“文革”期间被人用泥糊了。往左转是正院。却突兀地低了一截，正奇怪建筑格局的不合章法，猛然想起老五的大兴土木来，便料定八成是那池的遗址了。果然，见院西头撂着一块大石，半埋在土里，苔迹苍然。正要称赞画工技艺的高超，细看，那斑驳的皴点却是自然生成，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连石头也老了。“鬼拍手”还在那里拍手，人已抱不过来，一树阴凉将院子严严罩住，给院落平添了悠远与凄凉。似乎五哥并没有走远，他的痕迹还在这院里清晰地留存着，时刻向人们印证着他的存在。有话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但在人的心里，石头可以老，人却不能……一只硕大的白波斯猫由树上蹿下，擦着我的腿，钻进了北屋。屋里立时传出王玉兰的亲昵话语：我的桐桐娃儿哎，这大半天儿你又上“哪搭儿”野去了?
我咳了一声，王玉兰一挑门帘出来了，见是我，表示出了很夸张的惊喜，大声地寒暄着，把我往屋里让。我想，她是演电视剧演惯了，我们的演员一上镜头就做戏，失去了生活的本色，这种拙劣的演技真是害了一大批人，包括眼前这位群众演员。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金瑞在不在家，王玉兰说在，在里屋呢。
我直接进到里屋，看见金瑞靠在被卧垛上，正半眯着眼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贵州的天气预报，那只匆匆跑进来的白猫，也正趴在金瑞肚子上眯瞪。这情景似曾相识，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年为金瑞的婚事跑到陕北后段家河的事，那时见到的金瑞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他肚子上的孩子换成了猫。
见我进来，金瑞说姑爸爸来了，就慢慢坐起身。蹭到床沿找鞋，一双脚在下头寻摸了半天，也没摸着鞋。我用脚把他散落到柜底下的鞋踢过去，他伸进脚，就算完成了穿鞋的过程。我说，你怎么不把鞋提起来?他弯腰把鞋提了提，提跟不提一样，鞋的后跟已经让他踩平，提不起来了。我说，你好吗?他说，我有病。我说，你那病不挡着出去工作，出去活动活动反而会好。他说，我跟我阿玛是一个病，他倒是老活动，还不是让病拿死了?我说，那是什么年月?现在是什么年月?不一样啊。金瑞说，甭管什么年月，糖尿病都是一样的。
糖尿病说不出个眉目，我决定换一个话题，就问他最近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他参没参加“老三届”的活动。金瑞说，我参加那个干吗?那都是成功的男女们为夸耀、为臭美而纠集起来的瞎掰，您看看那些热衷于组织活动的人，哪个不是趾高气扬的，让我们去干吗?让我们去是给他们当陪衬!我去凑那热闹不是明摆着丢份儿吗?我说，那不见得，怎么也是同学一场，少年的友谊，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金瑞说，我不信什么同学，我就信实力，老宣传“老三届”这强那强，这个是大作家，那个是大款，他怎么就不说说我们这些压根儿就没找着工作的、下岗的，还有像我这样病得起不来炕的!不行的是一大批，行的只是极少数，那些大企业家们，那些大作家们是扣肉，我们是下头的梅菜，霉透了的梅菜，人家在上头，我们在下头哪!我说。梅菜扣肉的梅菜也很好吃，比肉还香。金瑞说，您那是肚子里有油，要是不给您扣肉，光给您一盘子梅菜干儿，看您还说好吃不?我说，金瑞你也甭跟我抬杠，你正经的是出去给我好好儿找点儿事儿干，在家里越待越懒，人都活抽抽儿了。金瑞说，我不是有病嘛，要是好人儿一个，我也早干出名堂来了，您别以为我不是当领导的料，在后段家河那会儿，人家让我干队长，我还不干呢!当队长晚上老得开会，我身体不好，熬不下来，我得量力而行不是?那时候我要是干了，到今天至少也是个省委常委了，跟我们一块儿下去的吴和平，还不如我呢，他都上去了，我能上不去?
我决定再换一个话题。我问他生活怎么样，金瑞说还凑合，说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是很追求，他的儿子倒是有钱，但已经变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除了钱什么也不认识了。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真是让人家说着了，他的儿子就已经是复辟的一代了，没救了。我说，发财真是很有出息了，有了装修这门手艺，又当了经理，比我们当年的魄力大多了……金瑞说，人家现在不叫段发财了，人家叫爱新觉罗?蜜，民族成分也是真正的满族正黄旗了。我问是哪个“蜜”，金瑞说就是伊拉克蜜枣的“蜜”。王玉兰来纠正说是“宓”，静宓的“宓”，跟蜜枣没有关系。金瑞说，姑爸爸您听听，您跟我还没姓爱新觉罗呢，他倒跑咱们前头去了，他的儿子才三个月，也给定了个满族正黄旗，说是将来考大学能加十分。我说，不是跑到前头，是退到后头去了，爱新觉罗这个姓，连你爸爸大概都没姓着。金瑞说，一个陕北，一个浙江，跟爱新觉罗有屁关系，还积极主动地往觉罗上靠，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王玉兰说，这有什么不对吗?发财是你养大的，铁了心地管你叫爹，他没二话地跟着你姓，这是多少后爹求之不得的哩，你还嫌?金瑞说，我倒情愿他还叫段发财，那样反倒亲，反倒是我儿子，眼下是什么?整个儿一个不伦不类!我问发财有了钱是不是接济家里。金瑞说，儿子有钱是儿子的。他的钱我一分不要。大老爷们儿，靠儿子养活算怎么档子事儿?像我爷爷，就从来没指望我阿玛养活一样，我也不指望他!我想，这个金瑞，真是穷横穷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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