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现代”，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要爆炸般地张扬，十分摩登。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些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娘娘腔的儿子踢出去了。一锅豆里还有几个泡不开的死豆子呢，儿子也是一样。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地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炭”，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长得是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实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然初中还没毕业，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是1909年生人，己酉年属鸡的，老纪是壬子年生人，属鼠的，就是说母亲比老纪大了好几岁。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61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撑得一个接一个地放大屁，十七八岁的青年，胡子还没扎出来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儿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命运就是这么微妙，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老老纪十分失落，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两年后我的五姐，也就是母亲的长女出生了，母亲到娘家去的次数渐渐减少，老纪也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当媳妇，闺女叫张金枝，比老纪小八岁，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汉中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南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和两条“灯塔”牌肥皂。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的时候，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大部分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就是刘春霖。
六
以我母亲的生活范畴，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杂之地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的，毫不搭界的人就遇上了，用“永星斋”饽饽铺冯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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