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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击掌_叶广芩(全本)(6)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你计算得不准确,76%?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另一个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主要是想儿子。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齐化门外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一缸豆子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98%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摽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丫头变成了几个字被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丫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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