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无助地看着姑爷，姑爷痴呆呆地没有表情，他还没弄懂“糕干”是什么东西。
张安达愿意看女儿、女婿诚惶诚恐的模样，他对这种模样太熟悉了。女儿、女婿的无所适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得意，一种由内心深处生成的快感，这种感觉是他从少年时代便缺少的，久久盼望的。女儿、女婿越经不起这折腾，他便越发折腾，目的只有一个，随时向别人提醒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在家中无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家里无论是谁，对他都应该绝对服从，为他无条件地服务。
孤古乖怪，真是一种别路心态。
女儿每天战战兢兢，如同哄小孩，下班总得给张安达带点儿好吃的，半斤槽子糕，一个黑崩筋儿西瓜，一串糖葫芦，几个“驴打滚儿”，老爷子要是高兴，槽子糕便“赏赐”给了姑爷，老爷子要是不高兴，糖葫芦说不准就能从地上飞到顶棚里去。
整个一个“作(zuo读一声)”!
女儿不跟爸爸计较，她希望一辈子活得不容易的太监爸爸老了老了能幸福。
孩子们越是周到，张安达越是不满，越是不满，越是融不到这个小家庭里去，没事就一个人瞎琢磨，女婿姓王，将来女儿有了孩子也姓王，他可是姓张，姓张的住在姓王的家里名不正言不顺，不合规矩，这就好比溥仪出宫，无论如何是不能住到他的丈人郭不罗蝾螈家去的，尽管郭家的房子不少，也有钱，可那儿不是他落脚的地方，后海的醇王府大而无当，也没什么直接的亲人了，可他还得奔那儿去。张安达有点儿后悔将金太监寺的房子卖了，可是不卖他又靠什么养老，他真正的家又在哪儿呢?
张安达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恍惚了。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女儿还没上班他先走了，女婿下了班他还没回来，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地坛，在地坛的长椅子上一坐一天，看着树影移动，感受着太阳从胸前照到后背……
在一次会议上，张安达的女儿见到了我五姐，说了她父亲的情况，我五姐以她的想法理解张安达，说张安达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哪天她去好好做做张安达的工作，劝劝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问题是，我那个为革命而忙碌的五姐，转过脸就把这个应诺忘了，害得张玉秀等了大半年也没等来“做工作”的我五姐。
我的老姐夫告诉我，张安达最大的障碍在厕所。
我认为老姐夫的分析不错，当初张安达上我们家的时候，被看门的老张强行着灌了几壶水，为的就是看太监上厕所……张安达住在筒子楼，厕所是公共的，左边一溜一排蹲坑，右边一溜一排尿池子，都是无遮无拦的公开，这让张安达尴尬而难堪。
至少，地坛的公厕有隔断。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怹同意的，悠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吧，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不再让我往前头跑，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那他就住进去了呗，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走投无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落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但是我跟张安达的交往却一直没断，放了学就爱往张安达那儿跑，跟三个老头一块儿玩牌，我们玩的是“打百分”，也叫“升级”，我跟张安达打对家，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张安达跟我五姐唱《小放牛》似的，严丝合缝，不出破绽。老头们玩扑克，耍赖、反悔、偷牌、换牌，比小孩还小孩。张安达在外人跟前平和顺良，他让着任何人，跟谁也不争，对什么事儿依旧是“依着您”，好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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