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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危机_柳建伟【完结】(28)

  张保国说,“你的担心,我几次都在常委会上说过……”

  张春山说,“都在说你杞人忧天?”

  张保国说,“爸爸,平阳确实没这种病。”

  “是啊!”张春山苦笑着摇摇头,“这几天,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今天不跟你讨论SARS会不会光临平阳的问题。你有你官员的立场,我有我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政府一贯的现实主张。1998年大洪水,我们是胜利了,但我们是如何胜利的,胜的是何等惨烈,事后除了学术界,没见很多人再讨论、再深究了。中国人的忘性很大。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学者,我也有我的主张。媒体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SARS疫区,都没有封城,这些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往来一如往常。每天,从北京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十六趟,从广州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六趟。每天,从北京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八个,从广州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四个。每天,从广东和北京开往平阳的汽车有多少辆,我没做统计。从理论上讲,从流行病的发病原理上讲,只要SARS没被消灭,它传入平阳的可能就永远存在。因为传染源在,传染渠道畅通,因为平阳人和疫区的人呼吸的都是同一个星球大气层里的空气。所以,我不跟你讨论。”

  张保国说,“爸爸,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广交会快开幕了,国外厂商只来了百分之十几。你说的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我位高权重的人肯定早意识到了……”

  张春山呷口茶水打断道,“这种影响不会只陷于经济领域。”

  张保国说,“我同意。可是,北京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网上和国外媒体渲染的那样。北京的几个病例都是输入型。”

  张春山激动起来,“我是个有着四十九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对政府的信任,我从来都不缺。可我也相信北京同样是老党员、同样是医务工作者提供的情况:北京的SARS病人,远远不止公布出来的十几例,光地坛医院收治的SRAS病人就不止十几例,其中有个从泰国染上SARS的外国人就住在地坛医院,几天前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为什么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平阳的医院,无力抵御一次大疫。平阳的五家三级甲等医院,呼吸机总共不足三十台。其它等级的医院,呼吸机的总量不会超过二十台。要命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还不知道医治SARS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做哪些自身的防护。你知道,省疾控中心的前身是省防疫站。防疫站前两年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诊治,变成个医院了。因为诊治有收益,防疫要花钱。忙活十几天了,几乎没有成果。不说这些了。保国,你是这个市的常务副市长,我想请你利用你手中的权力,给你们市属两家三甲医院添置二十台呼吸机和一千套隔离服。平阳没有疫情,H省也没有疫情,我奔走呼号,哭天抹泪,也撬不动这一架官僚机器。所以,只好求自己的儿子了。有八十台呼吸机,有两家有所准备的大型医院,我才能睡个安稳觉。”说罢,眼睛直直地看着儿子。

  张保国与父亲对视着,心里很想马上答应下来,嘴上却问:“爸,这需要多少钱?”

  张春山说,“可能需要一、两百万。”

  张保国想了想,说,“我尽力吧。”

  张春山站起来,说,“保国,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心里很矛盾。小康社会,谁不想早一天看到?可是,报喜不报忧的恶习不除,中国能小康吗?去年矿难死了多少人?一万三千多!十天前,我说疫情危急,多半是直觉。今天我再谈SARS,是基于分析和判断。组织原则让我沉默,可是,良知,一个正直人的良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一个病毒学学者的良知,又让我想说真话。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想去北京的医院看,然后把我想说的真话说出来。人命关天呢,保国。人以诚信为本,国家和政府存在之本,也是诚信。我想啊想,还是决定取中庸之法,不再去想国家防疫大局,不再去想北京的疫情真相,只想为守卫平阳、守卫H省,尽点心,尽点力。再一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前途。在西方,防疫不力去职的官员,比比皆是。”

  张保国动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张春山说,“这件事宜快不能慢。你不抽烟挺好,酒也要少喝点。个人问题有眉目了,告诉我一声。不管你选了谁,我都祝福你们。我想去休息一会儿。”

  13

  第二天上班,王长河就把张保国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王长河开门见山问,“保国,你认为举报信中反映杨全智的那些破事,有几分真,有几分假,又有几分半真半假?”

  张保国没想到王长河会这样问,说,“市长,全智跟你几年,了解他的是你。”

  王长河冷笑一声,“你也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让你说实话。”

  张保国只好说,“七分真实还是有的,否则举报人也不会署自己的真名。如果要查,坐实五分不难。撇开生活作风问题不谈,坐实一半经济问题,他恐怕要失去七年以上的自由。这次如果不查他,等他真的独挡一面时再犯事,这一辈子他见你的机会就不多了。”

  王长河说,“这才是实话。我也摸了摸情况,得出的结论跟你的差不多。这七、八年,我可是没吃他一个冰糖圪瘩。”

  张保国说,“他跟你三年多,知道你的规矩。拿破仑说,从光荣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从清廉到贪渎,其实也只有一纸之隔。”

  王长河笑了起来,“也是大实话。怎么样,明星加美女,不好侍候吧?”

  “也不是。”张保国说,“小丁还比较好养,穷人家出生的孩子嘛。那天看了老书记家的状况,又想起来海瑞第三次复出卖地置官服的事,还有海瑞死后没钱买棺材的事,有些,有些兔死狐悲吧。”

  王长河说,“明朝的官吏,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开国时,靠严法震慑,贪八十贯钱就剥皮实草。刘青山、张子善也是为一万多块钱挨的枪子儿。记得《明史》上记载,宣宗后,再没杀过一个贪官。到嘉靖年间,常例这种收贿形式,已经可以在朝堂上谈论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想让小皇帝表彰廉吏来扭转世风,选一年只选出三个廉吏,后来一细查,还有两个不够格。再后来呢,张居正也妥协了,自己也收也送起来了。明朝终于不可收拾了。这回去北京开人大会,私下还听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杀了胡长清和成克杰后,我们的GDP增长率下降了零点三到零点五个百分点。又说这是因为封疆大吏们兔死狐悲,失去了做事的主要动力,提出来要立个内部规矩,以后凡副省级以上官员犯贪污受贿这两种罪,只抄家,不杀头,这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对了,人家还说,这是因为做官做到副省级,肯定对人民立过大功劳,按照刑法立功可以减刑的规定,本来就不该杀副省级以上官员的头。真是言论自由了,他娘的什么观点都敢说。可你又不能说他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从股科级到省部级,中间有多少台阶,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功劳,也坐不到省部级的椅子上。就拿我来说吧,四十一岁到副厅,在正厅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八年,当了市长也还不算跨入了省部级的行列,只能算个从部级吧。我呢,副市长、市长干了十三年,不客气地说,西平这些年取得的大成绩,与我一点关系没有的,你还真说不上来几个。有一回平大一个经济学教授给我算了一笔账,说我王长河干的那些事,若是都算百分之一的股份,应该有上百亿的收益了。百亿不敢说,说这些年因王长河的缘故,平阳多收入三、五十亿,并不算夸大其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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