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开始选举新的政治局人员。
米夫拿出这样一个名单：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点也不显赫。
罗章龙此时领一干人杀将出来，当众读了一份他们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唱对台戏。
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办法，只有投票表决。按照组织原则，中央全会，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米夫一句"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组织原则也乖乖地靠边了。
表决的结果当然是通过米夫的方案。这又是在苏联政界无足轻重的人物就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又一明证。因为米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王明路线时期。
看看鲍罗廷、罗明纳兹、米夫日后的命运吧。1927年秋，鲍罗廷回国，斯大林拒绝召见他，旋即，他被安排在一家外文出版社做一名编辑，1949年因特务嫌疑被捕，两年后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罗明纳兹1927年底回国，即被调离共产国际，下放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高加索地区，三年后被指控在高加索组织反党集团，受到内部控制，又过四年，因受不了漫长的精神折磨，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这个米夫在中国呼风唤雨，回国后渐渐在共产国际失势，一度当过后来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手下，1938年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
六届四中全会，改变了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李立三去苏联作检查，一去十五年;罗章龙不服，搞第二中央，旋即被开除党籍;瞿秋白告长假休养，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这样描述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心理感受："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J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要漫长!人的精力已经像是完全用尽了似的。"王明此时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却因他有米夫这样一个后台，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向忠发只是个名分上的总书记。
因为朱毛红军刚刚大败敌军，中央此次派去一个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以示重视。这个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任弼时和王稼祥日后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四中全会是对三中全会的否定，项英尽管因工人成分在四中全会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但他去苏区代表的却是三中全会，自然也需要打打屁股。
正当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层叫这个"滚蛋"，扶那个上台外带"打屁股"的时候，蒋介石限令"剿共"各军两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招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几天后，毛泽东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二十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词兴大发，补写了《渔家傲》的下半阕："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半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再一次在苏区的地盘上打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国民党调兵遣将，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了这样的话："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湖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真要这么去做，红军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这种想当然的设想，为红军确定战略方针设置了不少人为的障碍。
——2
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见何应钦有何动静，即带领红军主力东移。
中原大战结束，何应钦的军事事业已经达到辉煌的顶点。在几年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再创北伐时期的不败佳绩，放眼军界名信，哪一个不是他的手下败将?唐生智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败了，冯玉祥败了，阎锡山也败了，至于少帅张学良，如不是及时易帜，在他何应钦那里注定也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次奉命讨伐共产党，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军事生涯涂一个污点。他决定取一个"稳"字，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法需要各路军马全部到位时才能使用。在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要动用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蔡两路军已在江西，王军在湖南，孙连仲却远在山东济宁。
孙连忡迟迟不肯开拔，何应钦这厢等米下铺。蒋介石看这阵势，知道说两个月肃清红军又成了大话;不好催何应钦，只好去求孙连忡。直到3月下旬，孙连忡的部队才陆陆续续开进江西。
这段时间，毛泽东指挥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连怎样写用于宣传鼓动的《时事简报》也过问到了。3月12日，毛泽东亲笔写道："《时事简报》是极大的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众读物。""《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4月2日，毛泽东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不做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与毛泽东这种务实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英这段时间的脱离实际。据《毛泽东年谱》载：3月18至3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黄陂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
囿于空泛的是与非的讨论而不管现实中的得与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时期的通病。1931年前后几年里，中共中央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大体不离共产国际的一项项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的指示。在这种后来一眼就可看出是白费工夫的争论和斗争中，许多中共领袖白费了自己的才华，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抛向了个人悲剧的道路。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到达宁都青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国民党军分四路向苏区推进。第十九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冈、宁都;第五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潭头;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六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此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为了求稳，一天只前进五里、十里、二十里，再进一步，必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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