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通信员跑来兴奋地告诉罗明："罗书记，敬爱的博古同志明天上午到达上杭。"罗明喜不自禁，"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前些天洛甫同志来了，明天博古同志也来了，党中央都来苏区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做了。"第二天上午，罗明前去迎接博古。
一个省委代理书记，总不会大老远跑来专门迎接我的吧?博古先问道："临时中央迁入苏区是极秘密的行动，你不是专程来接的吧?"罗明实话实说："我还兼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听说你路过这里，我就来了。"博古很不高兴地说，"你是省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又实话实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问西的形势已迅速好转。"博古沉默了半天又问道："毛泽东都做了哪些指示，能不能说给我听听?"罗明的身份快定了他这时还无法知道宁都会议的内情，他再次实话实说道："毛主席的指示很具体、很细致，主要是让我们搞游击战争库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高明。照此下去，打破敌人四次。围剿，一点问题也没有。"没想到毛泽东的影响力这么大!博古心里陡地一沉。他说几句话，一个省就动了起来。中央三令五申的方针，执行起来却很难。
博古当时没再表示什么。几天后，他到了红都瑞金，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会合了。
1933年2月15·日，由博古起草的《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以中央局的名义下发了。《决定》指出，"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迅速作出如下决定：一、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二、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三、省委对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四、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领袖，毛泽东一个深呼吸，就能嗅出打罗明的实质，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结束休养，从长汀回到瑞金，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工作岗位。
2月20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同日出版的《斗争》上，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点名批评"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是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是邓小平。《斗争》上发表的另一篇重头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写道：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党的总路线就是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2月24日，新组成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作出决议，痛斥刘晓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在瑞金作题为《拥护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去。
斗争的矛头为什么没有直指毛泽东呢?
《毛泽东年谱》载：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中共内部纷争又起的时候，正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分。
1932年12月下旬，何应钦采取"三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具体部署是：十八军军长陈诚指挥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七十个团约十六万人组成的中路军，对中央苏区实行主剿，寻红军主力决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错指挥由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五十六、新编第二师等六个师一个旅约八万人组成的左路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由第一、二、三、四、四十四师、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共六个师一个旅约人万人组成的右路军，分别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担负就地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的任务。
这种作战方针还有个简捷的称谓：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关键在几路密切配合上，蔡廷错和余汉谋如果消极怠工，这种布阵的威力就大大减弱了。如果陈诚的中路军真的抓住了红军主力决战，余汉谋和蔡廷锴肯定又会十分卖力。所以，红军能否打破这次"围剿"，关键在于能不能击破陈诚的中路军。
陈诚依照何应钦的总部署，将中路军的十二个师分成三个纵队。一纵由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师组成，集中于宜黄南部，由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向广昌方向进攻。二级由第十、十四、二十七、九十师四个师组成，集中于抚州以南地区，由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侧击黎川。三级由第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组成，集中于金溪地区，由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四十三师为预备队。
红一方面军在金资战役结束后，做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工作，从赣南、闽西、闽浙赣调来了红十一、红十二、红十军三个军，兵力增加至七万来人。1933年1月中旬，一方面军在金溪、抚州间抚河以东地区。
仅和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作战，红一方面军也处在绝对劣势上。因此，周恩来和朱德准备在运动战中导机歼敌。
因为博古、张闻天的到来，一场关子行动方针的争论开始了。
1月16日，苏区中央局电示红一方面军首长：你们要移师抚河以西，进攻敌人的重兵集团，攻击坚城，调动敌主力决战。
这显然是正中陈诚下怀的决策。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17日电复中央局：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两个较强集团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于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第一次下达军事命令，岂容你们不听招呼?如果你们也各行其是的话，和毛泽东又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都表示拥护进攻路线吗?为什么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正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
1月24日，又一份指示电摆在周恩来、朱德面前：你们要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占领南城和南丰是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要立即报告执行的结果。
朱德看了电报，马上道："不管是攻南城还是攻南丰，攻得下攻不下也还未知。就是攻得下来，一定是守不住的。"王稼祥也道："这两座城，全军倾尽全力去攻，三天内也无法拿下。南城、南丰相距不足百里，我去攻，必遭敌内外夹击。那时东有抚河，大部队进退两难。"周恩来说："等一等再回电。"1月27日，周、朱、王电复中央局：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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