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橡留了下来，可惜画得不好。这是一张严肃的、有思想的脸，光秃的前额之下一双白洋洋的眼睛。这就是相士所能说的一切了。这画像没有能使我们洞察他性格的深处，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征——他的自信和稳定，是正确无误地勾划下来了。如果我们把加尔文的和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在精神领域方面，以及肉体方面，其对比是如此的明显。加尔文的容貌特点是极端紧张。表现了一种令人痉挛和病态的精力，急切地和无法管束地寻找发泄。卡斯特利奥的脸温和且平静。前者狂怒烦躁，后者宁静。在两者的容貌上，我们看到了急躁与忍耐，热情冲动和持久的决心，以及狂热和仁慈。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和对他的画像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生于一五一五年，比加尔文晚六年，生于瑞士、法国、萨伏依公国三国交界之处的多飞因。他的姓是卡推龙、卡特龙或卡他龙，根据萨伏依公国的习惯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语与其说是意大利语，还不如说是法语，虽则他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语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岁上他进了里昂大学，在那里绝对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他也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音乐吸引着他，他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后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的热情又支配着他，那在他看来，比一个遥远的古典的过去更为基本。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在其运动的早期，人道主义者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上，而这现象仅仅只是持续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到之间几十年中一个短暂而光荣的开花期。就在这短暂的时光，年轻人寻求来一个复兴、一个革新，认为那系统化的文化将会挽救世界。不久以后，甚至对于潜心经典学问的信徒们，对于他们这一代的领袖们来说，事情已很清楚了：他们已把那有价值的精力浪费在详尽地阐述西塞罗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时，宗教革命已影响了上百万人，并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样蹂躏了德国。在大学里，关于旧教和新教的争论比关于帕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多，教授和学生们研究《圣经》而不读罗马法全书。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被政治的、国家的或社会的运动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纪，欧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谈有关当时的宗教理想，去帮助这一伟大的运动。卡斯特利奥被同样的热情所支配，他个人的经验为象他那样一个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之后，他决心为新的教义(对他来说必须包含极端的自由)而生活和斗争。
无需赘述，从这一时刻起，就是说当卡斯特利奥二十四岁时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那导致他们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又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或者伪装起来，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们表面上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同时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象奥德赛那样用狡诈未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地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是柔顺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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